李 君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由司马迁正式提出。司马迁之后，各朝代文论家都有相关论述，如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陆游的“愤郁中不平”说、清代归庄的“两不幸”说、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等。“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流行和发展，不仅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一、创作：“发愤著书”说生成的文学土壤

“发愤著书”说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文学创作是其产生的基本前提，“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发展，绵延古今，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创作的大量存在。对于“愤怨忧伤”的作品，陆晓光教授在《“穷而后工”：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的考查与反思》一文中曾作过统计。统计表明，先秦《诗经》中54％的作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说是“怨愤忧伤之作”，而两汉和魏晋六朝作品中“愤怨忧伤”之作则分别高达82％和67％。陆晓光教授对清代朱彝尊的《词综》的调查也发现，《词综》共辑录词有2252首，其中怨愤愁思之作就有1710首，百分比高达76％。以上统计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来说，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足以说明古代“怨愤忧伤”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

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由于中国古代大量“怨愤忧伤”的作品存在，作家、文论家在总结他人或自己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发愤著书”命题。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就是对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的“意有所郁结，不能得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司马迁所论虽不全是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哲学理论或史学著述，但所体现的原理是一致的。白居易“愤忧怨伤”的提出，则是对文学史上“愤怨忧伤”之作的直接总结。其《序洛诗》云：“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雅》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计八九焉。世所谓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其后如金圣叹“怨毒著书”说、张竹坡“泄愤”说、蒲松龄“孤愤”说的提出，则分别是对《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发愤”而作的创作经验总结。总之，“发愤著书”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若无古代文学史上大量的“发愤”作品，很难想象会有“发愤著书”说的代代流传和发展。

二、“发愤著书”说生成的社会现实原因

“发愤著书”说生成的又一原因是作家的不幸遭遇。中国古代文人的不幸遭遇，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大多数统治者都标榜“文治”，推崇儒学，以至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似乎中国古代文人的地位高、命运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文人要实现其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首先得通过统治者的选官制度。然而，一方面由于封建选官制度录取人数的有限，只是少数或极少数能够入选。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现象代代不绝，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多数面临落选的命运，被排斥在统治集团的大门之外。即使侥幸进入仕途的古代文人，也不一定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很多反而遭受无端的打击和迫害，如屈原、司马迁、鲍照、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等，由此造成了大多数古代文人的不幸命运。陆晓光教授曾对中国古代作家不幸（先秦至宋金）命运进行统计（统计根据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上中两册所载自先秦至宋金约226名作家简历），该统计表明，在古代文学家中，其遭遇不幸者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在226名作家中，生活贫苦清寒者占25％，每四人中有一人；被贬官、罢谪、革职及被迫弃官者占46％，将近总数的一半，而每个人又往往不止一次地经历这种遭遇；下狱、获罪及战乱中被俘者占20％，平均每五人中有一人；被杀或自杀者平均每七人中有一人；科举不第、仕途不遇及诸如其他不幸遭遇者占35％，至少每三人中有一人；有过某种不幸者则高达到88％。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及文字狱的大肆兴起，文人的不幸遭遇较前代更加严重。如吴承恩“屡试不第”；戏剧家汤显祖曾因不附权贵而不中进士，也因不附权贵而被罢官；蒲松龄十九岁时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此后却屡战屡败，直至六十岁才罢手科举，“一生坎坷，历尽贫穷困顿”；吴敬梓“父死，家难，科举失意”，“卖文为生，穷困潦倒”。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是由于经历了“一把辛酸泪”的凄苦生活才创作了所谓的“满纸荒唐言”的作品。总之，中国古代优秀作家大多遭遇不幸，一生坎坷，这是作家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不仅导致作家怨愤忧愁，而且意味着作家建功立业人生理想的破灭，当社会现实使他们无法实现人生理想时，他们只有“发愤著书”，发泄怨愤，这既是古代文学史上大量“怨愤忧愁”作品产生的直接原因，又是“发愤著书”说生成的社会现实原因。所以，古代文论家在探讨“发愤著书”说产生的原因时，多从作家的不幸遭遇入手。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指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遭遇是屈原怨愤而作的根本原因。欧阳修根据梅尧臣的现实遭遇与诗歌创作关系，而提出了“诗人少达而多穷”、“不得施于世者”的见解。陆游分析本朝诗人的不幸命运与诗歌创作云：“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言语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李贽则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从“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现实政治分析作者之愤。如此等等，无不是从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冲突造成作家的不幸入手，来分析怨愤而作的原因。

三、“发愤著书”说生成的心理学原因

“发愤著书”说也是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心理学原因。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永远运动的复杂的有机体，需要不断地补充、更换各种能量，一方面需要补充维持生命体生存的物质能量，以维持生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补充高层次的精神心理能量，以维持精神生命的活动和发展。这种精神能量包括对志向、理想、愿望的追求和满足等，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完整意义的人只有不断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其生命才能不断发展。而且因为这些需要是生命存在和生命完满的基本需要，只要生命存在，这种需要就不会停止。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潜能和价值》中指出：“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满的人性的一部分。”这是说，精神生命作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人的精神生命的发展，也必然需要不断地补充各种精神能量。

马斯洛还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人众多的生命需要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同时指出：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能充分地达到自我实现。因为要达到充分的自我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我与环境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二是各人的相关本质处于和谐的状态。如果两个条件中有一个不充分，自我实现都会受阻。总之，由于个人有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会不断地追求，又不断地受挫；也是由于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人会不安于失败，不断地追求。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文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不但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价值观的体现，而且是自我实现生命需要的体现。然而，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普遍不幸（如上所述），环境的残酷，建功立业自我实现的需要常常难以满足。当“立功”理想难以实现时，按照“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传统价值观念尺度，他们只有将追求目标转移到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立言”活动中去，所以，发愤著书，正是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使然。换言之，正是由于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乐于接受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生哲学，并以此作为现实生活的人生准则。自我实现这种生命的最高层次需要一方面促使古人努力奋斗，但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劣而使他们处于失败、痛苦的境地。另一方面，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又使他们不甘沉沦、不肯消极退隐，而是选择发愤著书的方式，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总之，由于自我实现的生命需要，中国古代文人促使自己“发愤著书”，这种生命需要是“发愤著书”说生成的重要的心理学原因。

［1］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M］.福州：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陆晓光.“穷而后工”：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的考查与反思［J］.古代文艺理论研究，1987.

［4］许金声，刘鋒等译.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5］朱向军.试论“诗穷者而后工”的内在原因［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