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丽娟

（中国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简·爱形象在文学评论界已有不少论述，尤其是对她的精神力量中的核心部分——自我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正如论述任何一部著作或者文学画廊人物一样，历来都过多过紧地与时代政治挂上钩——并由此意味深长地苛责简·爱只局限于个人奋斗，而不能掀起整个妇女解放运动，好像若不能从作品中找出深刻的时代烙印便会贬低其价值。固然，每幕悲剧，每部抗争史都内含一些政治因素，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政治斗争只是根源于生存竞争的表层目的。每一代人都会有各自的苦难，若一部作品只有被放入它对应的“这一代”才能体现其悲喜意义，却不能多少反映出一点有关各代人痛痒的带有人类共性的东西，必然会被历史淘汰。“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①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即人学”。《简·爱》之所以能跨过国界超越时代永垂至今依然不朽，绝不再是因为什么“宪章运动”，也不再只是作为“平民知识分子反抗的典型”或者“资产阶级女性的佼佼者”，而是她作为人而具有的丰富的内在资质，升华了本身的灵魂，并以这崇高、美丽的人性之光征服了成千上万现代读者的心。

一、夏洛蒂·勃郎特与简的内在宇宙

“如果自尊心和环境需要，我可以一个人生活，我不必出卖灵魂去换取幸福。我生来就有一个内在的宝库，让我能够活着，哪怕一切外在的乐趣会给剥夺，或者只用我出不起的代价，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