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上海农业人口发展的特征与方向

2012-08-15胡琪贺满林樊佳佳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2年9期

胡琪、贺满林、樊佳佳

（1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上海市发改委、3上海市统计局，上海 200003）

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现代后工业社会演变的必然过程。进入新世纪后，上海明显加快了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郊区的农业人口发展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其数量、结构和质量持续弱化。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政策和制度，上海本地农业人口终将后继无人。未来上海郊区是否因为农业人口政策而自动取消农业发展的需求，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未来上海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发展方向何在，是上海郊区农村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上海农业人口弱化的特征分析

（一）本地农业人口持续减少、后继无人

1.户籍农业人口数量和比重越来越少。2002年，根据“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和“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在服务民生、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上海市政府批转了市公安局《关于将本市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2002）22号〕，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渠道进一步拓展，农业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从绝对数看，上海户籍人口数从2000年1321.63万人增加至2010年1412.32万人，逐年温和上升，而农业人口数逐年递减，由2000年的335.47万余人锐减至2010年的157.37万余人，10年间共计减少178.10万，减少了53.1%。

从比重看，上海农业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下降明显，从2000年的25.4%降至2010年的11.1%，10年间，比重减少了14.3个百分点。2003－2006年3年间是上海市农业人口的总量和比例降幅最大的时期。

2.户籍农业人口老化严重、后继无人。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农业户籍人口和非农业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看，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相比，一是人口年龄老化更为明显，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业人口是24.3%，非农业人口是23.1%；二是青少年人口明显缺失，0-14岁人口的比重，农业人口是4.2%，非农业人口是8.9%；三是人口高峰年龄组偏高，农业人口明显集中于中老年阶段，呈现单峰结构，40-5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42.0%；非农业人口在青年和中年都有明显的高峰，呈现双峰结构，20-3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22.7%，45-59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30.0%。

（二）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减少、来源呈多元化

1.全市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上海全市在业人口增长的同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却在持续减少。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2000年上海市农林牧渔业劳动力89.23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0.8%，至2010年分别减少至37.09万人和3.4%。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资料，2000-2010年全市常住在业人口中行业为农、林、牧、渔业的在业人口比重从11.5%下降到2.9%；职业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比重从11.3%下降到3.0%。以抽样比例推算，2010年上海市行业为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37.61万人，职业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38.63万人。

结合上述不同口径的数据比较，2010年底上海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含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大约在37.5万左右。

2.务农劳动力来源呈现多元化。市郊农业劳动力的来源和传统农业社会中劳动力的封闭状况已大有不同，初步呈现多元化的形态。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了上海常住在业人口中行业为农林牧渔类劳动力的户籍地来源。根据抽样调查汇总推算，上海常住农业劳动力的户籍来源地中，本村劳动力占54.9%，本乡镇外村占2.7%，本县区外乡镇的占1.9%，本市外区县的劳动力占1.4%，来自外省市的劳动力接近四成。

3.外来务农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已成长期定居态势。大部分外来农业劳动力居住时间很长，离开原籍地六年以上的达到将近一半。在上海不同行业的外来劳动力居住时间（离开户籍所在地时间）的比较中，农业外来劳动力长时间居住的比例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47.0%的人口连续居住六年以上，这说明外来农业劳动力是所有行业中在上海沉淀性最强的外来劳动力。

（三）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老化

1.不同来源的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比较。首先，户籍务农劳动力高度集中于中老年人口。户籍农业人口的老龄化，突出表现在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上。户籍农业劳动力高度集中于中老年的45-64岁组，占全部户籍农业劳动力的70.4%，峰值年龄组为55-59岁，年龄中位数56.6岁。其次，外来务农劳动力集中于中年人口，青年劳动力吸收乏力。从整体上看，外来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明显比户籍劳动力年轻化，35-49岁占外来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4.5%，峰值年龄组40-44岁。年龄中位数为42.5岁。外来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年轻只是和户籍劳动力相比的，其实上海农业吸收年轻的外来劳动力也很少，20-34岁组的劳动力占外来农业劳动力的22.6%。

2.农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比较。首先，对本地农业劳动力和本地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比较。从户籍农业在业人口和户籍非农业在业人口的5岁组年龄分布来看，户籍农业经济人口老龄化程度尤剧，45岁以上的劳动力合计占54.2%，人口比重最高的是45－49岁年龄组，4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呈现单边下降的趋势，20-34岁青年劳动力只有21.8%。户籍非农业在业人口年龄结构图为双峰形态，人口比重最高的是25－29岁年龄组，其次是45－49岁年龄组。总体上看，户籍非农业在业人口的青年劳动力较为充裕，20-34岁青年劳动力达40.0%，45岁以上中老年劳动力占36.3%。其次，对外来农业劳动力和外来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比较。从外来农业在业人口和外来非农业在业人口的5岁组年龄分布来看，农业在业人口明显集中在中年阶段，35-49岁中年劳动力合计占54.5%，20-34岁青年劳动力只有22.6%。相比之下，外来非农业在业人口年龄结构极为年轻，20-34岁青年劳动力占54.2%。

（四）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弱化

1.农林牧渔劳动力在各行业常住就业人口中文化程度最低。与其他主要行业的从业者文化程度相比，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是相对最低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高达8.5%的劳动力没有上过学，初中文化程度比例最高，为43.8%，没有研究生学历者。建筑业是仅次于农业的在业人口文化程度第二低的行业，但是仍明显高于农业。

2.户籍农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户籍非农业人口。

从6岁以上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看，农业人口明显低于非农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初中以下，在农业户籍人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口占9.7%，而在非农业户籍人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仅3.2%。在农业户籍人口中，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最多，占45.1%。而大学以上人口比例最少，只有4.6%。而非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上，大学以上的非农业户籍人口占28.4%。

3.外来务农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更低。外来和本地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比较，总体上都很低，但是外来务农劳动力中未上过学的比例更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更少。

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上海农业人口发展目标和方向探索

在加快建设国际大都市、推进郊区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三农”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现代农业是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农村是国际大都市城市化体系中的有机结合体，现代农民是上海城市人口结构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城乡一体化下上海郊区现代化的农业人口，体现在其一定的社会地位、适合的职业劳动力数量，相当的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结构，以及本地和外来相结合的劳动力来源。

（一）终极目标：尽快确立农民身份的市民化，实现社会公平

郊区农民——市区市民，长期以来始终是上海城乡发展中二元分割的两个群体。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上海城乡人口公共服务与管理一体化势在必行，上海农业人口的发展必须围绕终极目标，尽快确立农民身份的市民化，实现社会公平，发挥农村人口公共服务与管理的制度正义或价值功能，消除城乡差别。具体为：一是要确立农民身份的市民化目标；二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三是要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与管理；四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上述终极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管理模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二）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持续地减少至适度的规模

在劳动力、土地、产值三者的关系上，“以农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郊区农业人口发展中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落后的关键并不在土地的单产上，而在于单位劳动力的产值产量的落后上。上海的农业亩产量早在1987年就高出世界水平的3倍多。我国农业劳均产值过低问题实质是人口过剩问题，如果过早推行规模经营，意味着大部分农民将无地可种。因此我国任何地方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在解决农业人口市民化出路的前提下推进，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2002年起上海农村推行的户口新政，阻断了郊区农业人口的生成来源，本地农业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客观上也使我们有机会站在“以农为本”角度，对未来上海郊区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进行思考。

由于上海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肯定不会从上海消失，问题是，根据农业的发展要求，是否可以估量未来上海适度的农业劳动力规模。根据当前松江、奉贤等地的家庭农场规模、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均摊的综合农业劳动力（含农林牧渔业和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劳动力）劳均耕地可达到2公顷左右，以上海耕地面积20万公顷计算，则需要农业劳动力10万人，现有37-38万人，仍然需要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农业劳动力。

减少农业劳动力的途径，一方面通过自然减员，根据现在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推算，至2020年，上海常住农业劳动力将从37万多减少至24万左右。另一个方面依然需要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未来十年中约需要转移14万左右。如果加上外来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替代，需要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将更多。

当然劳均2公顷的耕地面积，只是一种乐观的假设，但未来上海起码可参照日本、韩国的农民劳均耕作土地大约1公顷左右的土地来测算所需农业劳动力，结果为未来上海需要农业劳动力20万人，扣除自然减员，仍需要向非农业转移。

（三）农业劳动力的来源：开放性

按照已有的农村户籍制度和土地经营制度，本地农民的下一代很可能和农业生产经营无关，这就意味着今后农业劳动力来源的开放性是必须的、被迫的。当然本地劳动力的自身的发展和传承，更是需要的。

1.确保本地农业中年劳动力的骨干队伍。上海农业生产有本地优良的传统和技能优势，农业劳动力中，应该确保本地中年劳动力的骨干作用，承上启下。松江、奉贤对扶植的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者作一定要求，以本村户籍的专业农民和种田能手为主，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且须采取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的家庭生产模式。

2.培养本地新生代农业劳动力。农业技能有一定的家族传承性，虽然目前的户口政策郊区 “断农”，但是由于居住地以及家庭的习惯，农民的子女仍有可能希望从事农业生产，对此，应该出台政策，优先鼓励本地非农业户口的新生代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3.积极融合外地劳动力。鉴于本地农业从业人口子女从事农业意愿很弱，而且制度上可能也不允许非农业户口的子女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外来劳动力进一步替代本地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将成为必然。问题是，目前外来务农劳动力缺乏归属感，其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是短期行为，不讲求安全生产和劳动投入、多依靠化肥农药进行掠夺式经营。如何融合外来务农劳动力，使之成为上海新型农民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从政策上寻求突破。

4.吸收非农业人口和高校毕业生。农业劳动力的开放性还体现为，农业生产经营队伍还需要非农业人口和高校毕业生参与，尤其是在现代农业科技、农业衍生行业和职业领域，不可或缺。现代农业企业、农业开发区和农业产业化组织不可能排斥非农业人口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今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职业劳动力从事各个领域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四）农业劳动力的职业化：职业农民及其合理的组织方式

从农业劳动力职业化和农民家庭的角度看，未来上海农业劳动力的职业化将会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分化：

1.普通农户家庭经营——职业农民和亦工亦农的家庭相结合的方向。目前，上海分散型农户农地规模大约只有1公顷左右。针对不肯放弃农业经营的普通农户，一方面走职业农民和亦工亦农的生产生活状态相结合之路，另一方面适当扩大农地规模，保证一个适当的种植规模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2.家庭农场——职业农民家庭方向。根据松江、奉贤等地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经验，在农民自愿和政府积极推广的基础上，以熟悉农业种植技术并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农民通过合同形式，承包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或接包其他农户转让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自2007年至今，松江区家庭农场发展迅速，2010年全区共有家庭农场960户，经营面积11.89万亩，占全区水稻播种面积的73%，家庭农场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3.参与农业规模经营的职业农民。上海郊区应以现有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为基础，结合新农村建设，优化上海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其规模经营模式按照以合作社经营、股份制经营、家庭农场经营为主体，以农业园区、企业经营和特色农产品基地为延伸的总体模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