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仙，赵国月

(1.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408100)

0 引言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首要途径，正如许钧所说:“翻译，是文化的媒人，起着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桥梁作用’”［1］，如何做好翻译以达到文化传播之目的成为当今翻译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而其中的精髓部分向外传播主要取决于典籍作品的翻译，因此典籍翻译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本土文化能否顺利对外传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的外译经久不衰，最早的英文翻译见于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的节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1809)。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sian Analects，被收入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此后，翻译过《论语》的西方学者先后有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951)、翟林奈(Lionel Giles 1943)等二十余人，中国学者有辜鸿铭(1898)、许渊冲(2005)等。在中国典籍向外传播的过程中，蕴含的本土文化因为翻译而流失或被扭曲，不被外国人所理解，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参照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对比分析亚瑟·韦利的英译《论语》，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究其英译本的误译原因，并以此为契机探索典籍英译策略，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