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菁频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恽寿平的隐逸特性及对其文艺创作的影响

许菁频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作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隐逸之士，恽寿平身上不仅泛射出当时隐士所普遍具有的隐逸特性，而且具有其鲜明特性:常年居住闹市;艺术创作带有一定的功利性。隐居对恽寿平的文艺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保证了充分的创作时间、提供了极好的创作素材，并保证其创作的“风骨”。但同时，隐居对其文艺创作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消极的思想在作品中时有体现，且作品多少要受世俗的影响。

恽寿平;隐逸特性;文艺创作

一

明清鼎革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入仕的隐士。江南地区，更是存在着一个隐逸群体，而政治原因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面对异族的入侵、家国的消亡、文字狱的盛行，退隐成为一批文人的无奈选择。著述终老的毛先舒、“以游为隐”的顾炎武、居钓雪滩的顾有孝、隐于米市的周筼等等，均是江南地区名震一时的隐士。恽寿平作为其中一员，在他身上，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特定时期江南隐逸文人所普遍具有的思想品质和艺术趣味，而且可以真切地触摸到恽寿平本人所特有的隐士品性。

恽寿平(1633—1690)，江苏常州府武进人。世居武进马杭镇上居(上塾)，后迁居城中白云溪。初名格，字寿平，以字行，又字正叔，别号南田，一号白云外史、云溪史、东园客，等等。明末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作为画家，恽寿平创常州派，与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并称“清初六大家”。尤其擅长“没骨”花卉，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画，讲究形似，但又不以形似为满足，有文人画的情调、韵味，开创了“常州画派”。书法学褚米、二王，被称为“恽体”。恽寿平诗歌，尤其是题画诗，时人评价甚高，诗列“毗陵六逸”之首①。

恽寿平的父亲恽日初为复社要人，曾拜著名理学家刘宗周为师，后为“东南理学之宗”。恽寿平出生于明崇祯年间，少年遭遇战乱，14岁时参加了建宁王祈的抗清队伍。在抗清斗争中，恽寿平丧失了两位兄长。入清以后，恽寿平以父兄忠于明为由不应举:“先生以父兄忠于明，不应举”［1］，过着隐逸的生活，潜心于诗书画中。中国文人自古具有隐逸的传统，白居易《中隐》诗中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不论是大隐、小隐，还是中隐，文人内心都是寻求一种人格的完美和精神的自由。恽寿平作为明末清初江南隐士的一员，在他身上泛射出当时隐士所普遍具有的隐逸特性。

(一)以退隐作为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和抗议

虽说六朝隐逸之风特盛，但真正“性本爱丘山”的隐逸者却很少。自古文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激励，大多不是天生喜欢归隐的:或由于社会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如独善其身的庄子;或由于官场险恶、个性不容，如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或由于屡遭贬抑、理想无法实现，如半仕半隐的白居易;而恽寿平则是属于“前朝节士”型的隐士。在易姓革鼎的王朝更替之际，总有一批忠于前朝的文人陷入反抗无路、改事新主又不齿的境地，少数文人选择以死殉旧主，如晚唐的司空图，恽日初的老师刘宗周等。更多文人则选择归隐。恽寿平是继承父兄志向不愿在新朝做官而选择归隐的。也因此，恽寿平的归隐带有被动的色彩，具有以隐逸为高尚的道德意味，这一意味同样存在于毛先舒等一批明末清初遗民的身上。

(二)在抛弃科举的同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

作为文人，明末清初江南隐逸之士在文学之外的其他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这与他们无意于功名，可将全部热情倾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密不可分;也与他们当隐士后“立德”“立功”已不可能，其“三不朽”的理想只剩“立言”成为青史留名的唯一方式有关。顾有孝在给江南颇具名望的隐士王晫题的寿词中写道:

春光旋换。花事都过半。榆火改，莺声变。服官年未老，被褐原非贱。谁得似，编蒲缉柳都成卷。

日昃常忘晏。彩翰飞驰乱。何暇食，休兴叹。文章千古业，得遂平生愿。尘世内，笑他势位功名幻。［2］

顾有孝对著作等身的王晫异常钦佩，认为文章才是千古大业，而势位功名则如过眼云烟，不足挂齿。当然，此处文章并不专指文学。屈大均亦说:“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3］。恽寿平诗书画三绝，尤其擅长“没骨”花卉，成就斐然。浙江余姚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思想深邃、著作宏富，在经学、史学、思想、地理、天文历算、教育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江苏昆山的顾炎武在思想、史学、语言学等方面享誉海内。江苏常熟的顾祖禹，是著名历史、军事和地理学家。浙江嘉兴的金镇，耽于学画，于花卉和禽鸟造诣尤深。明末清初的江南隐逸成风，人才辈出。

(三)将生命的自由本质、人格的独立看得至高无上，追求保持人格精神的完满和独立

明末清初的江南隐逸人士往往不会如白居易、王维一样，在仕与隐中寻求平衡点;也不会像姜尚、诸葛亮一般，将隐居作为以退为进的手段，而是真正用生命实践着人格的独立。张兆林、束华娜在《浅析隐逸精神的内涵》一文中指出:“人们判断后世真隐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真正有才、有德的人，基于对当前政治的一种批判和抗议的退隐才有价值，才是真隐。”［4］如果用这一标准来判断，恽寿平无疑是“真隐”。恽寿平在《杂感》一诗中写道:“耻作伶官态，徒嗔鼓吏狂。从来事高洁，岂忍更蹇裳。”②这正是恽寿平自身的写照。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同样是“真隐”的陶渊明相比，恽寿平与明末清初其他的隐逸之士一样，缺少一份恬淡、旷达，而多了一些悲苦与无奈:清初逸士刘永锡始终不忘明朝，以死拒聘，穷困潦倒而死;王夫之墓碑上刻着的“明朝遗民王夫之之墓”，清晰地昭示着内心的痛楚。试看一首王晫在他五十寿辰时写的自寿词《千秋岁·初度感怀》:

乙丑三月十日为仆五十生辰，学艺未能，知道非自愧，系年华之不在，徒老大之堪悲。偶述小词，聊复寄慨，览者或惜其志依韵赐以和言，则仆一日犹千秋也。

年华偷换，百岁今过半。青鬓易，朱颜变。金多人自贵，才短吾应贱。堪悔甚，一生断送残书卷。

莫说春将晏。是处莺花乱。评好景，惟增叹。空存泉石志，难慰妻孥显。浑不解，天公生我如斯幻。［2］

词人感叹光阴易逝、一事无成，且悔恨将“一生断送残书卷”，难慰妻儿。“王晫年轻时弃举子业，归隐林下，此时把几十年的追求全盘否定，丝毫没有隐士的洒脱与乐观”［5］。的确，如王晫一般，经历改朝换代的天崩地裂，恽寿平无法像陶渊明那样在山林田野中保持内心的平静，更无法如“竹林七贤”一般放旷不羁、酣歌纵酒，隐逸的生活缺少浪漫与诗意。正如恽寿平给谢彬的信《寄谢文侯》中所言:

元人好作华溪渔隐，赵松雪倡之，王叔明亦作数帧，或皆有所寄托而为图也。昔人又有渔乐，如巨然、李、范诸人，时时有之。今先生亦好写渔乐，风动浙中。予所居比鉴湖为近，自号鉴湖渔隐，欲令谢先生图志，窃比赵松雪之华溪也。但未审先生能写渔乐，亦能写渔愁否?他日持笺索图，当发大噱。［6］

恽寿平认为南唐巨然与北宋李成、范宽隐于渔，颇有乐趣。而自己却充满了“渔愁”。虽愁，但在精神与人格上恽寿平却也真正做到了独立和完满。

恽寿平作为明末清初的遗民隐士，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探究到特定时代氛围下隐士们所普遍具有的共性，但同时，我们也发觉，与同时代的隐士相比，恽寿平的隐逸亦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从隐居的地点看，与隐士的处江湖之远、遁迹山林不同，恽寿平养家糊口的尴尬使他不能远离尘世，反而要常年居住在闹市中。虽说“大隐住朝市”，但恽寿平的“住朝市”却是为生活所迫。我们在恽寿平创作的诸多山水画中可以感触到他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向往，而在他的诗歌中更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林泉之隐”的向往:如《为董十画松溪图》“以君丘壑心，发我林泉想”;又如“松阴瀑泉如溅珠，看到斜阳不归去”(《岚翠》)。恽寿平在《讽友》一信中曾说过:“当春治兰圃，种花竹赋诗，纵酒弦琴，以游息其中，即南面王，无以复过。”［6］然而，林泉之隐无疑需要经济做后盾。但正如郑方坤《南田诗钞小传》所言，恽寿平一方面要养活家中老小，一方面要招待往来宾客，且不事经营，卖画所得“家人散漫，辄随手散尽，以故遨游半世而贫至无以为家”［7］。因此，恽寿平既无法与“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张志和、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前朝隐士相比，也无法与同时代隐士，如散发弄舟的江南隐士王晫、家富藏书的汪森等相提并论，恽寿平的隐逸少了一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安谧，也没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洒脱，而多了一份乱世的喧嚣和柴米油盐的痛楚。从恽寿平出游售画的行踪看，其行迹遍布杭州、苏州、扬州、江宁、宜兴、无锡、镇江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糊口数百里外，终岁勤动未尝稍休”(《与周圣涛》)［6］，恽寿平的隐逸人生也因此显得忙碌而令人酸楚。

其二，从隐居的文化生活看，恽寿平的艺术创作不单纯是精神的慰藉，而是谋生的手段，因此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孙适民、陈代湘在《中国隐逸文化》一书中指出:“大部分隐士是由于信念受阻、人生受挫以后才隐遁林薮的，所以他们归隐后一般都要过一种文化人习惯过的文化生活，并从事一定的文化创造活动。又由于大多数的隐士是决心抛弃人生的现实功利性，否定了功利的人生，转而追寻着一种艺术的人生，因而他们所从事的文化活动是非功利的，他们所创造的是一种与功利文化相对抗的非功利文化。”［8］与大多数隐士的非功利文化不同，恽寿平诗歌虽是精神需要的表现，但其最为值得骄傲的绘画创作却多是功利性的表现。

二

不入仕途、选择隐逸是恽寿平对父兄志向的继承，是其“孝”的体现，亦是恽寿平早年抗清斗争的另一种形式的沿袭，是其“忠”的显现。不可回避的是，隐居对恽寿平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影响，不论是对其生活方式、个性特征还是文艺创作均有深刻的影响，而恽寿平独特的隐居方式更是使其文艺创作打上了个性化的烙印。从积极角度看，恽寿平隐居对其文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从时间上保证了恽寿平的文艺创作

由于恽寿平无意仕途，因此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心血于八股文，能潜心创作。且隐居使得恽寿平无法靠俸禄养活家小，只能卖画为生。恽寿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十八日去世，而二月他还在杭州绘画、卖画，二月十二日给夫人薛氏的信中提到:“我自正月初到今，无日不病，服药亦无效，一笔不能动，焦闷之极。此间绢画大幅小幅堆积甚多，不能打发，愈加烦闷，苦况可知”(墨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由此信可推知，恽寿平卖画度日的艰辛使他病重“一笔不能动”时异常焦闷。这般“苦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恽寿平的创作。

(二)为恽寿平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一方面，隐居提供了山水题材。退隐山林的文人往往以宁静安谧的大自然作为自己心灵的栖息之地。魏晋以来，中国画家尤其是山水画家均具有浓重的隐逸思想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卷一)，“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自适，纵烟霞而独往”(卷六)。正所谓逸士高人钟情于山水画，山水画中也因此往往蕴涵着隐逸的情思。诚然，恽寿平虽以画花卉著称，但其于山水画亦是十分偏爱且成就卓著。恽寿平早年好画山水，及见王石谷所画山水，才转攻花卉。对此，恽鹤生《南田翁家传》中写道:“(恽寿平)画笔得於天性，少工山水，尺幅千里，云烟万态，多仿黄鹤山樵。既与虞山王石谷交，石谷笔意极相似，翁顾而嬉曰:‘两贤不相下，公将以此擅天下名，吾何为事此?’”［9］石谷山水画出众，恽寿平的山水画也不错，为避将“擅天下名”的石谷而致力于画花卉，但山水画并没有放弃，其留下的画作中约三分之一是山水画，且赠送给知己的画作也大多是山水画。此外，《南田画跋》三百多条大部分是题山水的，由此可见山水画在恽寿平心目中的地位。

恽寿平的山水画是其情怀的写照，而其山水题画诗更是其思想的直接表露。恽寿平山水题画诗有直接给自己画作题诗的，如《自题山水》三首、《江山图》《秋日在静啸轩写高山图》《画碧云青嶂图赠李子》等;有应邀给同时代画家所画作品的画面上题诗的，此类作品以王石谷的画作最多，如《题石谷山水》五首、《题松壑鸣泉图》《石谷万山烟霭》五首、《题石谷寒林落月》《题石谷水村图》《王山人山庄早春图》六首等，除王石谷外，其他如《题王廉州画》《香山翁画》，等等。在山水题画诗中，恽寿平有对画面的描写，有对画之意境的抒发，有对画作思想的传达，更重要的是通过山水传达自身的理想境界和价值取向。恽寿平虽为生计所迫，不能久居山林，但这并没有减损他对山林的喜爱之情。大量的山水画、山水题画诗就是见证。

另一方面，隐居提供了隐逸题材，同样反映在恽寿平的诗歌和绘画中。《柳溪渔隐图》《清溪钓隐图赠三萝曹子》《林居高士图诗赠蓉峰高士》等一批绘画作品及题画诗均是对隐逸生活的写照。恽寿平在一封信中曾提到:“春夏之交，人心皇皇，惟苦无桃花源为避世计……”［10］对桃花源的渴望使恽寿平用画、赞的形式创作了一系列隐逸题材的作品。此类题画诗往往既有对隐逸人士清闲生活的描写，如“何用江潭问醉醒，垂纶闲在藕花汀”(《清溪钓隐图赠三萝曹子》之一)、“携琴听泉松石根，湿尽衣巾皆空翠”(《松壑听泉》)，又有诗人对隐逸生活的羡慕:“想见桂树闲，犹有羲轩民。”(《秋日在静啸轩写高山图》)

恰如恽寿平在《古木流泉图》中所云:“真想来空襟，忽与古人遇。我不学云林，亦有云林趣。”恽寿平虽无法真正跳出俗尘，但不妨碍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康熙二十八年(1689)仲春，恽寿平绘《探梅图》，画跋中写道:“泛舟邓尉，看梅半月而返，兴甚高逸，归时乃作看花图”。用半月的时间赏梅，确实“兴甚高逸”，这份“高逸”既体现在他的《探梅图》中，亦体现在他六首《邓尉探梅》诗中，正是隐居生活提供了这些素材。

(三)隐居生活使恽寿平具有了独立精神，从而保证了其文艺创作中的“风骨”

在那样一个文字狱横行的年代，恽寿平有一部分作品是直抒胸臆的，这部分作品显得弥足珍贵，从中可见作者的超人胆识。如两首五言律诗《客旅遣愁》:

对酒思千里，高歌衣带宽。无山多怨鹤，得树亦悽鸾。不为英雄死，谁能国士看。十年尘尚在，犹有未弹冠。

多难驯龙性，无人对虎贲。沐猴称上客，屠狗散夷门。恨去乾坤大，愁来海岳昏。巫咸今在否?筮與未归魂。

在这两首诗中，诗人将简单的羁旅之愁拓展为深层的亡国之恨，既表达了绝不在新朝做官的决心，又对清朝权贵进行嘲讽，说他们是“沐猴称上客，屠狗散夷门”;既对未能以身殉国表达了羞愧之情，又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这两首诗充满忧愁愤恨，抒发了作者对时局的不满之情。而《贫妇诗》《对雪》等诗则用具体的细节摹画了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看《对雪》一诗:

到地声偏寂，无风花更飘。山川变封壤，日月失昏朝。鸟鼠穷檐尽，炊烟万井消。流民犹遍野，哀叹在今宵。

首联点题，描写漫天雪花飘飞的景象。颔联表面是描写白雪笼罩下山川、日月变化的景象，实际则暗指江山易主。颈联写了万物萧条，连鸟、鼠都到穷途末路的景况。尾联则直接对百姓无以为生只能沦为“流民”的悲惨境遇进行写照，并用“遍野”二字写出流民之多，直批社会的黑暗。而“哀叹在今宵”实则为“哀叹在今朝”的意思，诗人的批判力度和胆识都是惊人的。

写诗颇具胆略，作画亦不逊色。恽寿平于绘画表面虽是用娟秀之笔描花摹草，但其骨子里却是遒劲有力的，正如恽寿平为自己所画的《五松图》中所题写的:“《五松图》，神气古淡，笔力不露，秀媚如妇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内。”难怪黄宾虹一针见血地指出:“恽南田之画，自谓虚空粉碎，其实用力之大，视王麓台金刚杵抑有过之。”［11］恽寿平个性化的笔墨风格与其隐居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不“食君之禄”，因而不用“担君之忧”“忠君之事”，方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但我们也不避讳，恽寿平隐居对其文艺创作亦有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消极的思想在作品中时有体现，如对仙化世界的追求等。在恽寿平艺术作品中，以仙人、仙山为对象的绘画和诗歌为数不少，如《游仙曲》《仙人篇再赠季子》《仙山图》《仙山图曲》《游仙诗》等。在这些作品中，恽寿平往往对仙界充满了遥想和艳羡，并表达出希望自己也能仙化的思想。恽寿平曾写过一首《游仙诗》:“何处骑鸾素女还，绿云飘渺望神山。瑶琴一奏成连曲，身在阆风浅水间。”恽寿平向往“绿云飘渺”处的神山，但其此类题材画作往往是对仙山、仙人的描绘，缺乏意境;而此类题画诗亦往往是对仙山上的神仙世界的描摹和向往，缺乏思想深度，试看一首《仙山图曲》:

碧树不为霜，翠壁无纤埃。穹洞杳深曲，灵崖郁崔嵬。阆风鼓瑶海，层涛相喧豗。五城丽崇标，烂如丹霞开。缥缈见仙灵，升降金银台。玉女驾飞鹤，封子御奔雷。仿佛夫容裳，华盖随风回。八窗敞瑶井，烟路回岩隈。赤松发金简，洪厓挥玉杯。神山不可见，汉武非仙才。錬气养谷神，何地无蓬莱。海图在半壁，三露含珠胎。隐隐闻吹笙，联翩青鸟来。从兹采石华，乘风戏九垓。

诗歌前面半部分是对仙山的奇异景色的描写，以及神仙世界的介绍。后半部分诗人表示，只要注意个人的修炼，所谓“錬气养谷神”，何处没有仙山呢?也就是说，只要个人修炼得当，不论何时何地都能成仙。诗人想象奇特，诗歌辞藻华丽，但思想价值不高。这类作品的创作显然是恽寿平对现实失望的逃避举措，是自我麻痹的展现。而在隐逸类题材的作品中亦有此种消极思想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其二，“卖画以供朝夕”的现实使得恽寿平的绘画不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意境的构造都多少要受世俗的影响。蔡星仪就曾指出，恽寿平“舍山水改画花卉”的真实原因不是为避免与“擅天下名”的石谷相抗，而是“当时画坛激烈竞争的产物”［12］。恽寿平致唐宇肩的一封信上写着:“彭远老扇廿边，定著笔。但不知欲得何种花卉?能书一题做文较易耳。”由此可见，恽寿平画作多有“命题作文”。但同时，郑方坤《南田诗钞小传》中也提道:“(恽寿平)性落拓雅尚，遇知己，或匝月为之点染;非其人，视百金犹土芥，不市一花片叶也”［7］。这样的个性显然不符合商业竞争的要求，恽寿平卖画旅程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回首明清之际江南文人圈，如恽寿平一般的隐居文人不在少数，其间亦有特立独行者，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的王夫之;亦有德高望重者，如名闻京师的王晫;亦有才气过人者，如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的黄宗羲。恽寿平与他们相比，或许在声望、德行、影响等方面并不显得尤为卓然独秀。但是在恽寿平身上，我们能特别真实地感受到那个特殊时期隐士的乐与忧、坚守与彷徨、孤傲与困顿，他留给我们的诗书画穿越时代用不同的载体向我们诉说着文人不为日常生活所消解的最后一丝傲骨，这份诉说是质朴的，也因此显得尤为真实与感人。

注释:

①毗陵，今江苏常州。“毗陵六逸”指毗陵六位由明入清的隐逸之士:恽寿平、杨宗发、胡香昊、陈炼、唐恽宸和董大伦这六位诗人。他们以遗民自居，诗作均怀有“故国之思”，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

②见恽寿平《瓯香馆集》，道光二十四(1844)年海昌本。本文所有恽寿平诗作均出自此诗集，以下不再赘述。

［1］恽敬.南田先生家传［M］//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卷三.上海:世界书局，1917:66.

［2］王晫.千秋雅调［M］.刻本.杭州:王氏墙东草堂，清康熙年间.

［3］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9.

［4］张兆林，束华娜.浅析隐逸精神的内涵［J］.大众文艺，2010(7):80.

［5］李桂芹.《千秋雅调》与清初江南隐逸风气［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145.

［6］恽寿平.东园尺牍［M］.手抄本.常州:恽氏，恽南田纪念馆.

［7］郑方坤.南田诗钞小传［M］//恽格.南田诗.刻本.宿迁:王氏信芳阁，1830(清道光十年).

［8］孙适民，陈代湘.中国隐逸文化［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134.

［9］恽鹤生.南田诗钞［M］.刻本.杭州:周氏寿南堂，1717(清康熙五十六年).

［10］恽寿平.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卷二［M］.刊本.上海:来青阁，1857(清咸丰七年).

［11］南羽.黄宾虹谈艺录［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91.

［12］蔡星仪.恽寿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25.

Features of Yun Shouping’s Seclusion Life and Their Impact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XU Jingp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As a reclus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in Yangtze Delta area，Yun Shouping displayed not only some features shared by all the hermits in that period，but also his own distinctive traits.On one hand，he was a hermit living in a downtown area;on the other hand，his literary works were in some measure utilitarian.Yun Shouping’life in seclus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his literary creation in that sufficient time for literary activities was guaranteed and wonderful writing materials were provided which conferred on his literary works a spirit of“strength of character”.However，negative influence of this life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can not be neglected:passive thoughts are occasionally reflected in his works which were more or less limited by conventional ideas.

Yun Shouping;features of a seclusion life;literary creation

I206.49

A

2095－2074(2012)02－0103－06

2012－02－21

课题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Y201120801)

许菁频(1973－)，女，浙江湖州人，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