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玉

（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0）

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烽火熊熊燃烧之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崛起了一批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年轻作家。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成名较晚、对当时抗战文学贡献较大的作家，他就是骆宾基。从那时到现在，整整80年过去了，就连骆宾基先生本人也离开我们有18个年头了。18年来，对骆宾基的研究似乎比他在世时还清冷许多。即便有人对骆宾基进行了一定研究，但也很少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新成果。

然而，也就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之际，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部研究骆宾基的学术专著，这就是常勤毅经过20多年的思考、积淀而写成的《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

一

正如常勤毅在该书的自序里所言：在他考取现代文学研究生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骆宾基这位作家的名字并不太熟悉；“现在想起来也难怪，因为在众多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骆宾基其人其作介绍得实在太少了。文学史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浓重笔墨用在堪称文学泰斗的作家身上，自然也就无心无暇顾及另外那些‘托月’的‘众星’了。”

这也许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很多研究者都去关注文学史里的所谓‘大家’，很少有人愿意为那些不太知名或被冷落的作家去下也许是无用的工夫。于是常勤毅发出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议论：“因而每当我翻开无论何人所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会产生一种偏颇的怪念头：有朝一日哪怕是自己掏腰包，也要编出一部专门论述那些似乎平凡但绝不平庸的作家的文学史，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当读完这本《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书之后，我们才觉得常勤毅以上的议论还真不是中国文人常有的一种“牢骚”或在学者中间司空见惯的“标新立异”，正如中国文艺学研究协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吴秀明教授所讲的那样：“作者对此已沉淀和思考了多年，并经过了反复多次的修改。这在浮躁风盛行的当下，尤为难能可贵。”

吴秀明教授还认为：“该书立足‘共时’与‘横跨’的角度，将骆宾基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观层次上，通过研究这一‘个案’来评析三十年代抗日作家尤其是东北作家群和四十年代国统区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及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陷入创作困境的老作家的共性，进而试图在与骆宾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比较下，总结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今后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繁荣积累宝贵的经验。这样一种视野和抽样分析的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里，虽然不能说是独创，但其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还是较为显明的。综合考察，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持论公允，思路清晰，论述充分，文字流畅，资料齐全……”

二

纵观全书，吴秀明教授的评价确实是紧紧抓住了该书的主旨和特色：

特色之一：该书没有像当前不少研究书籍那样，动辄洋洋几百万字；也不像有人那样，写书就像画家“速写”，很短时间就“下笔如有神”般地大作告成。该书的研究对象就是1984年常勤毅考取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和党史研究专家王观泉先生的研究生后，所准备的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骆宾基，只不过现在该书无论在立意、视角、论点、方法和资料等诸多方面，都与那时的《骆宾基论——骆宾基建国前创作道路初探》不可同日而语。试想一下，一本20多万字的“小书”写了二十七八年，平均一天写20个字多一点，这和当前的很多所谓的“快枪手”相比真是慢得不能再慢了。但“慢工出细活”，就拿该书后边附录之一的 《骆宾基年谱》为例：从骆宾基出生的1917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的1994年，常勤毅不但将骆宾基70多年的“生活与创作”中的大事都列出来，而且还别具匠心地将“相关历史背景事件”以对照表的形式展示出来，只这一点，就看得出常勤毅不但贯彻了导师的“把骆宾基放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相关时代大背景下研究，这是辩证法最起码的要求，不孤立地看待或一事物或一人的发生和成长”的指导思想；而且还充分证明了常勤毅一再强调的不应“就骆宾基而论骆宾基”而是“将他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观层次上，通过研究骆宾基来评析东北作家群和40年代国统区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及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陷入创作困境的老作家的共同风貌与艺术格局。”，从而有力地说明了骆宾基的“同步”于时代风云、“共时”于社会生活、“横跨”于政治氛围的鲜明特征。

特色之二：该书主旨明确、史论结合，紧紧扣住“同步”、“共时”与“横跨”这三个关键词，以“记录与时间‘同步’的感受——抗日烽火里诞生的东北文学战士”、“刻画与时代的‘共时’思考——继往开来的开放型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探寻与政治的‘横跨’距离——从苦闷徘徊中的作家到伏案疾书的学者”三大部分构成了论著的三大主体；既刻画了骆宾基的生活和创作的阶段变化，更论证了与众多不同和相同境遇下的作家比照下的“骆宾基式”的心路历程。

比如作者这样写到：“在新中国建立后，骆宾基和大多数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样，怀着对党、祖国、领袖、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进入了创作上的苦闷期。平心而论，建国初期不少作家纷纷检讨、批判自己解放前的旧艺术观，一方面是他们旧艺术观中确实存在着与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有的作家（特别是国统区作家）常常是在有极左苗头的社会思潮下，以一种‘负荆请罪’式的自我忏悔，全盘否定了自己解放前的创作，骆宾基就是如此。尤其是自从发生了所谓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运动以后，文艺界愈来愈左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五、六十年代（尽管出现过‘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得以实现的宽松、民主的文艺气氛，但很快就被专制扼杀了）。在这样一种极不宽松的文艺-政治氛围下骆宾基陷入了写不写都为难的徘徊、矛盾的创作心境中。有的运动将他牵连进去，被当成胡风分子审查整整一年，照道理他事后应该是想说真话而不敢说；有的运动给相当一部分东北作家打入另册，既在感情上受了损伤，又敲了思想上的警钟，按常规即使是他不愿写假话但还得写。前者是想说不敢说，后者是不愿写也得写，这样一种本应使一些作家弃笔转向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反倒促成了他马不停蹄的创作丰收（至少是每年都有作品发表）。这一怪异、反常现象的谜底，就在于愈来愈偏离航向的共和国环境使往日里政治思想上积极上进、艺术创作中忠实生活、人格操守上追求真善美的骆宾基，在苦闷、徘徊的创作心境下，其性格和心态发生了裂变。作家的良心、战士的使命、时代的要求使他始终未下定告别创作、从事研究的决心；更不愿无动于衷地面对着新中国奋飞的建设、火热的生活、英雄的人民。可极左的社会思潮、战友的前车之鉴、斗争的冷酷无情，又使他不能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们那样，出于肝胆相照的赤诚，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而是立足于当年写战地报告文学的为政治服务的艺术观和重新学习《讲话》后的切身体会，写了些只见光明、不见阴暗、‘不管它们的未来怎样’的‘颂歌’文学。

这样一来反倒使骆宾基在徘徊、彷徨心境下的多重矛盾之间发生一种令人深思的同向运动，也导致了与之同构的心理平衡：这就是骆宾基从矛盾体的接触点出发，巧妙地寻到了一个感情上的宣泄口和政治上的安全阀，即他不为（至少在内心深处）历次运动作毫无时间差的同步性图解，又不去暴露生活中应该暴露的阴暗面；同时他又紧紧踏着时代的节拍，唱出一些发自肺腑的赞歌，形成他解放后创作道路的与其他作家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的‘横跨’特征。”

特色之三：全书持论公允，论述充分，文笔清新、流畅，就像当年骆宾基本人看了常勤毅有关论文时给常的信上书写的那样：“独具论点，颇见胆识”、“看出文学修养及功力，文字又朴实、直率，在评论界是独有慧见的文字”、“是深刻而不多见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评论界和作家的关系变得要么互相吹捧、一团和气；要么就是互相贬低、剑拔弩张。尤其是有的论者写的评论常常是 “郕书燕说”，不是评得作家本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批得作家恼羞成怒，甚至要对簿公堂。与此相反的是另外一种情形：评论家好像成为作家的“食客”或“吹鼓手”，常常是把作家作品捧到肉麻的程度。然而，在常勤毅这本书中，我们既看到他对骆宾基本人的由衷敬意、对其作品的高度赞扬；但更有他对骆宾基其人其作实事求是、甚至是入木三分的剖析。比如在“新中国女性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一节里，常勤毅在肯定“《父女俩》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上都是骆宾基解放后小说的上乘之作”之同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骆宾基正欲登上眼前这座艺术的山峰，完成他向新的创作高度飞跃之时，1957年‘反右派’的狂风暴雪又将他吹落在原来的基点上。骆宾基随着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和文艺气候的急剧变化，而造成这一创作上的‘回跌’现象。体现在具体作品中便产生了前面曾提到过的一些问题：比如《北京近郊的月夜》一组作品，为反映大跃进即将到来的‘壮观’，架子摆得挺大，可很少有个性鲜明的性格；《山区收购站》中虽写出一些颇为复杂的矛盾冲突，但解决这些矛盾时似乎就靠一个女孩子曹英，有点简单和肤浅化；《草原上》和《暴雨之后》里干脆侧重于描写自然风光，而对生活素材缺乏提炼，人物塑造掩盖于风景描写之中。表现在妇女形象的塑造上，以《父女俩》为标志的转折，不是发展了香姐儿形象上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塑造生动感人的妇女形象的深厚功底；而是使以后作品中的妇女再也没有达到有血有肉的香姐儿的审美高度。和香姐儿相对照，柴桂英（《北京近郊的月夜》）、曹英及其他次要女性形象显得缺乏一种真实可亲的人情味。于是，骆宾基建立起来的以柔美为性格基调的女性世界，在浮夸风、共产风、冒进风的强烈吹动下，在把社会主义英雄人物越拔越高的创作潮流中，在极左的社会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形之下，开始大量地涌入壮美的‘铁姑娘’型的人物；以至于作者再也不愿（也不敢）去描绘女性的优美姿容，刻划他们丰富而细腻、复杂又多样的内心世界，最后他干脆把女性赶出了小说的大门。我们可以想象，以细腻、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见长的作家，却避开了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女性形象，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品的艺术个性会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种从作家创作时影响和妨碍其进行艺术创新的的诸多心理因素如“认知刻板”、“功能固着”、“盲从心理”等入手将作家的情感真实、生活的事件真实和作品的艺术真实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视角，也应该是该书作者在展开论述时的一种新的尝试。

至于该书的文笔就像常勤毅以往获得过骆宾基本人赞赏过的文章一样，他没有故弄玄虚，玩文字的艰涩和高深，而是经常采用一些散文化的写法。比如在评论骆宾基《蓝色的图们江》时他说：“作者几乎成为万能的上帝，他不但能跨越时间，娓娓动听地讲述着有关人生的历史传说；而且还能穿越时空，将读者带到神秘的天界。在他眼中，青山低诉、江水欢歌、百鸟情深，万木意长……”再如在“乡愁与童趣交汇的归真意识”一节里他写道：“由骆宾基返朴归真的意识中心，辐射出两层审美情感：一层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怀乡之愁思，一层是‘月朦胧，鸟朦胧’的淡淡童年之稚趣。前者又不仅限于对家乡珲春的描写，而是在普泛的怀乡情感中作了必要的延伸：即作者常常给作品罩上一层对山东胶东半岛——作者原籍的强烈寻根色彩，于是作者的乡愁又含有双重内容。这就是作者一方面悲愤交加地眺望破碎的山河，一方面忧心忡忡地俯瞰灾难下的土地。……”即便是谈到中国哲学，常勤毅也很少用那种“之乎者也”的语句，比如他在论到中西方哲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时这样写道：“也许正因为中国哲学的‘轻生’而西方哲学里的‘重人’，使得早期的中国现代作家、五四文学的闯将高呼‘人的文学’、‘救救孩子’，同封建社会压制人性、扼杀生命黑暗势力进行了口诛笔伐的斗争。冰心小说中为妇女命运的深切担忧，鲁迅对国民灵魂的殷切关注，巴金笔下扼杀生命的罪恶家庭，沈从文笔下具有纯朴人性的边民，叶绍钧对苟且偷生者的讽刺等等，都不外乎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生命哲学的文学化。”

当然，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之处，比如全书史与论的结合在个别地方还显生硬，有时给人感觉史写得不够细腻，而论又没有完全展开；另外个别与骆宾基没有直接关联的段落有些冗长，比如论萧红《生死场》的篇幅过多，等等。

总之，常勤毅的《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中，是本有思想、有特色、有启迪的国内有关骆宾基研究的一本新著。我们通过该书不但了解了骆宾基所走出的一条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具有相当涵盖面和典范性的、但更具另一种样本意义的从“共时”到“横跨”的道路；也认识到“像骆宾基这样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应该引起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1][4][5][7][10][11][12]常勤毅.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吴秀明评语.见《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后勒口文字。

[3]王观泉.序；常勤毅.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6]骆宾基来信摘编.常勤毅.从“共时”到“横跨”——骆宾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个抽样分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8]常勤毅，刘亚敏.克服妨碍编辑创新的心理因素[J].中国出版，2011，（16）.

[9]常勤毅.艺术真实与真实系统[J].学习与探索，2008，（1）.

[13]常勤毅.论抗日烽火下的骆宾基及其东北作家群的美学品格[J]. 名作欣赏，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