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凤凤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20世纪20年代，为完成全国人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愿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决定联合起来，结成统一的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展开。在这次联合中，国共采取了“党内合作”的形式，学术界历来对“党内合作”褒贬不一。80年代学术界基本上对此持基本肯定说，比如叶昌友的《“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冯春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问题探讨》等。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持基本否定和毁誉参半说，如陶用舒的《“党内合作”新论》、熊玉文的《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的结局》和季云飞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的评价》等。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看法。

一、“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妥协的产物，但妥协并不代表分歧的结束，各方的分歧依然存在

“党内合作”形式，最初是马林提出来的。他来到中国以后，一方面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同孙中山的接触。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弱小，马林提议国共之间合作，但遭到孙中山的拒绝。1922年达林来华，他向孙中山提出国共之间的党外联合主张，结果也被拒绝。因为孙中山“只许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针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共产国际改变原有的党外合作设想，转而接受马林的建议，进行“党内合作”。这样马林又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合作”劝说。早在中共一大的党纲中，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表明了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其对国民党的态度，“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同时，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的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主张国共‘党外合作’改变为接受‘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在西湖会议上，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但是，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党内合作”，并不是其本意，而是共产国际为了达到与国民党结盟的目的，不惜以命令形式促使中国共产党妥协的。

孙中山答应共产国际的建议，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合，也是迫于当时严峻形势的考虑。一方面，为了革命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他需要外援，尤其是金钱和武器，这是主要原因。当时的苏联愿意为他的革命事业提供金钱和武器上的支持，孙中山大为兴奋。他感慨，相比较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革命的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压之人民耳”。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也确实需要“新鲜的血液”。“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的情况像荒草一样烧而益生，整个民族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的消除“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

但是，在事实上，孙中山并不是真地想要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孙中山同意与共产党进行结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与苏联进行联合，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桥梁，容纳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仅是联俄政策的一个副产品。他既不想在国民党之外又出现一个异己的政党，不想多出一个“敌人”，也不想与中国共产党成为平起平坐的“朋友”。所以，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合作”，从而将中国共产党消融于国民党之中，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不过，他也说了“彼等如不觉悟，陈独秀等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这就证明，他虽然同意“党内合作”，但也只在国民党的党内“容忍”中国共产党，这种“容忍”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底线的。“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这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也给共产国际一个警告，“合作”仅在一定的限度以内有效。除此之外，孙中山还曾支持过国民党内部的右派，来制衡共产党。“党内合作”虽然在妥协中产生，但是这种合作形式所包含的分歧仍然存在于合作过程的始终。

二、“党内合作”形式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引起国共争端，使国共合作矛盾重重

“党内合作”形式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这一形式的认识是有差异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党内合作”就应该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由活动的能力，而不是丧失;在国共关系上，国共应该是朋友，所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联合”、“扶助”。而国民党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立性”，而应该是国民党的附属，应当融合于国民党之中;在国共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应该是被领导者，应听命于国民党，甚至认为共产党是异己分子，所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就应该是“防共”和“容共”。这样不统一的认识，必然使两者在行动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激化了国共之间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策略就是既强调合作，又强调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第一，在思想上，宣传和信仰共产主义，通过《新青年》、《向导》等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在组织上，扩大自己的组织，分化国民党。“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各级党组织‘应该出力帮助’中国国民党‘比较激进分子’当选，以扩大左翼力量。”第三，在政治上，不仅参加国民党及其政府部门的工作，还通过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的做法来获得部分政治上的参与权。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如陈独秀等利用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来参与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在广州商团事件中给予孙中山以建议，促使孙中山决心镇压商团叛乱。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表明，“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

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独立性就不得不与国民党的“党规党纪”发生矛盾。马林建议和劝说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的前提之一便是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多阶级的联盟”，而不是改组之后的“党纪党规”相对严明和集中的“新国民党”。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党团”活动尤其引起国民党内部成员的反感。

1923年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 (即后来的“党团”)，一切的政治言论行动须接受本党之指挥”，“这就是说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组织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际上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独立性”性质的“党团”活动，立即遭到国民党部分成员的强烈反对。邓泽如、张继、谢持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骇共产党案”，强调党团作用对国民党的危害。国民党的中央执委会一届二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训令》指出:“国共两党产生纠纷，实因共产党的‘党团作用’而起，以致‘争议起于党内，谣言兴于党外’。”“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所以，国民党中执委提议设立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三方组成的国际联络会来处理国共之间的争端，这一提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而作罢。这就说明国民党已经想到要用组织上的建设来束缚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关于“独立性”问题的争端，表面上看来是“国民党的身份”和“共产党的身份”的矛盾，而究其根源，是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分歧所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革命的前途是共产主义;而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在合作之后，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两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分道扬镳是必然所趋。

三、关于合作问题引起的国共两党内部的争论，暗含着这一合作形式必然破裂的隐患

在整个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就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共之间的合作，哪怕是妥协退让。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对于合作问题都有过很大的争论，而且这一争论问题贯穿着整个合作的始终。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张国焘、陈独秀等一开始便反对，担心失去“独立性”。在国共合作之后，陈独秀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的，几次三番要求退出国民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阻止而作罢。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确实也带来过困扰，“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分裂没有像国民党那么大。

在国民党方面关于合作问题的争论要严重得多。在国民党进行改组时，邓泽如就上书孙中山，提出质疑“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然此表面文章，尚无大害，惟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他怀疑国共合作“非友邦之好意”，指责陈独秀等“利用我党”“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对此，孙中山做出斥责和批示，要求邓泽如等“切不可疑神疑鬼”。

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孙中山的妥协中确立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就更加地明显。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国民党内的重要干部分化形成三类:第一类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是居正、田桐等;第二类是国民党中间派，代表人物是张继、邹鲁等;第三类是当时孙中山最亲信的干部，这一类人物主要的是: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蒋介石等。此外，还有以张静江为代表的保持缄默的和以李福林为代表的盲目跟着孙中山走的。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不一。顽固派不论是“党外联合”，还是“党内合作”都一概加以反对。中间派见风使舵，第三类人，有的没有实权，有的转变成“新右派”。这三派人员对于革命要么是旁观，要么是破坏，支持的很少。国民党内部最终同意“国共合作”乃至“党内合作”，是孙中山“说服”和“教育”的结果。孙中山在世时尚能压制住反对派的力量，一旦孙中山不在，这种反对的力量就会壮大，乃至压过支持的力量。

1925年孙中山逝世，随后便出现了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破坏国共之间合作的分共活动。这些“反共”事件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国共之间矛盾发展的一个必然。“党内合作”形式不仅没有将国共之间的裂隙填补，反而使这一裂痕扩大。最终，“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宣告这一合作运动的终结。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一开始便历经波折，“党内合作”形式更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妥协并不意味着分歧的结束。国共确立了“党内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方面内部争论不断，国民党内部也是分裂不断，国共之间又是摩擦不断。这些都说明，这种形式确实不是国共之间长久合作的良好形式。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共之间的共同目标之一——打倒军阀，正逐渐失去团结和凝聚作用，而阶级属性和阶级利益的差别日益扩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使“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须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而必然以中国革命烈士的鲜血为代价。这种“胜利”与“分途”并存的合作模式，必然以破裂为其结果。

[1]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

[2]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 (上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4]王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孙中山选集 (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 (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7]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8]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J].布尔塞维克，1928，(20).

[9]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M].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4.

[10]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