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卫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办公厅，北京 东城 100732）

在转型社会中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姜卫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办公厅，北京 东城 100732）

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对立显性化等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提高。社会转型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执政党加快自身转型的努力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转型，形成了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的良性互动。在转型社会中，我们党需要开启新思维，从组织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整合的需要，适应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社会转型；社会整合；能力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浩大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对立显性化，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矛盾多样化与社会控制力下降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提高。

一、社会转型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新挑战

1、社会分层复杂化要求党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既是一种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分层结构在瓦解，新的社会分层在形成。但总体而言，在整个80年代，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以社会分化的方式进行的。90年代以来，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延续，而且在不断细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社会阶层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多样化。针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如何代表和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是党必须面对的课题。此外，社会分层带来的贫富悬殊是党要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经指出，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产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医疗、教育和住房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压得普通百姓喘不过气来，是撼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中国发展“绕不过的局”。2009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10年，并且，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因此，为了有效遏制仍在扩大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党必须提高社会整合能力，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使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

2、价值观念多样化要求党提高社会整合能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分层和社会利益日趋多元，生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滋生泛滥；全面参与全球化，使各种思潮和腐朽思想趁机涌入我国；国际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毒攻击，严重诋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消解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总之，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党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引领各种社会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任务，就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3、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求党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而且对政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交通和通讯费用迅速降低，信息传递即时化和信息来源多样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这一切都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员的全球流动，提高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削弱了国家对人口和边界的控制能力以及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和文化认同①；媒体拓宽了民众沟通和参与的渠道，民众政治参与的成本大大降低，热情空前高涨，同时也削弱了党的影响力，给党的作用的发挥增添了新的变数，甚至取代了过去由党来履行的部分功能。因此，学会利用媒体，才能把民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4、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党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加速了整体性、同质性社会的解体，为公民社会拓宽了生存空间，公民社会获得长足发展。第一，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激增，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独立性得到了增强。第二，公民社会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各种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力量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作用，常常在某些重大政策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政策主张。第三，公民社会力量日益广泛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分担公共事务治理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公民社会力量改变了改革开放前政府垄断公共事务治理权的局面，在帮助失学儿童、救济灾民，帮助妇女儿童、老弱贫残者和倡导环保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四，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的功能。“代表各种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政党的活动空间，削弱了政党的功能。政党由过去沟通和参与的主渠道变成了只是若干可选择的渠道之一，某种情况下甚至沦为只能扮演配角的地步。形象地说，政党渠道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政党的作用在下降。”②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应对公民社会的兴起，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引导，探索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加强社会整合的途径，是党需要下大力气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的互动

社会转型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党加快自身转型的努力，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之间形成了互动。因此，1978年以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本质上是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相结合，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1、转型社会中的政党转型。1978年，在执政近30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基础。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时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上来。借助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并且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历史转折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证。从此，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1979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③随后，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思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④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从长远看，解决好交接班问题。”⑤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着力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问题；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召开一次全会来研究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到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必须有一套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作为支撑，才能保证我们党长期执政，更好地执政。但是，我们党的自身转型还未完成，一些思想、体制、架构、手段都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要完成转变任重而道远。

2、政党转型推动社会转型。执政党建设的每一次调整和加强，都紧紧围绕和服务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因此，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开始的政党转型又进一步推动了转型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根本保证。在农村和城市几乎同时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一轮的社会转型大幕就此拉开。在农村，源于群众自发实践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得到中央认可并在全国迅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得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开辟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道路。在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1978年，四川省率先在6个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揭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2—1984年，在城市进行了三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分权、让利、搞活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价格、商业体制和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改革。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递进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特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着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去合法致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形成，中国社会转型驶上快车道。

三、党应对社会转型需要新思维

放眼当今世界政党，在自身发展和执政过程中遇到问题和挑战的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面对时代发展向政党政治提出的新要求，每个执政党都要进行新探索、做出新调整、进行新的回应。作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更应做出积极回应。

1、开启新思维，迎接新挑战。应当承认，今天中国社会之复杂、对社会整合能力要求之高、整合社会难度之大，世所罕见，实为国外政党所不能比。我们党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执政，在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受这套模式的影响很深。面对转型社会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党遇到了诸多的不适应。党的组织方式、执政方式、意识形态等都与实际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不能简单地固守传统的观念，需要开启新思维。

2、强化执政党意识，正确履行职责。与革命党相比，执政党是“整合取向型的党”，其最重要职能是社会整合，而正确履行职能的前提是要转变思想观念。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树立“执政党意识”，即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始终从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从当好执政党这个基本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出发，从“在野党思维”出发。⑥“执政党意识”是一种包括掌权意识、责任观念和对执政党特征的认知。作为执政党，由于手中掌握了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又是在表面上超越了各种社会利益之上的力量，所以，执政党尽管依然保持了强烈的阶级性，却不得不扮演利益协调者的角色，想方设法整合各种社会利益。然而，由于我们党长期领导革命斗争，再加上长期受各种“左”的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尽管已经坐在了执政党的位置上，但是，“执政党意识”却非常薄弱，还是习惯于革命党时期的那套东西，喜欢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执政党的问题。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我们党终于意识到了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3、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尽快实现执政党的转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密不可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历史方位的两大转变，即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与此相应，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转变，是我们党强化社会整合能力的根源之所在，也是转型社会中所有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执政的最大挑战。当然，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代表解决问题的思路已经清晰，更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迎刃而解。显然，这个转变还未完成，我们党也未完全适应，执政党还需要从组织形态、执政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调整。

4、努力实现党的建设的科学化、现代化，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执政党从组织形态、执政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目的是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整合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这个过程本身是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是党的现代化。可以说，党的现代化是党对社会转型和社会整合的双重回应。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政党要在深刻变化着的时代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本身又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扮演的双重角色要求政党就必须不断适应形势，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调整自己，使自己的执政和活动科学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面临着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同步推进的双重考验。一方面，它从“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中警醒，加快了执政理念革新和思想解放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引擎，是社会转型的发动机。另一方面，由它推动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转型，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充当人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政党过去的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适应转型社会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必须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有效的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实现自身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过程包括：必须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立和拓宽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渠道，实现利益整合；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拓宽民意表达渠道，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努力实现和谐社会。

注释：

①何增科：《全球化与国家的权力》，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②⑥王长江著：《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120、325-326 页。

③④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3、328-329、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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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1-2994（2012）05-0057-04

2012-08-11

姜卫平（1975- ），男，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政党理论、世界政党比较。

责任编辑：陈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