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成张力为阳海英刘羽

1天津体育学院运动心理学教研室（天津300381） 2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心理学教研室

心理疲劳（Burnout）也常被译作心理耗竭、倦怠、枯竭等。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助人领域（例如教师、警察、医护人员等），同时也是体育运动中经常提及的一个词。运动领域的心理疲劳是指一种综合症，泛指情绪和体力耗竭、成就感的降低和运动被贬值的综合表现，包括情绪和体力耗竭、运动成就感降低和对运动的负评价三个维度［1，2］。

运动性心理疲劳是运动中疲劳的一种，由于其对运动训练以及比赛的消极影响而被体育科学工作者所关注，成为体育科学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3-6］。因此，有效缓解与控制运动心理疲劳就成为运动心理咨询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有效缓解与控制运动心理疲劳的前提是如何有效测量与评价运动心理疲劳，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测量与评价就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就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测量与评价问题进行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有效预防、缓解运动员心理疲劳，促进运动员积极地投入训练和比赛，提高运动成绩，延长运动寿命等做出贡献。

1 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测量

目前，关于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测量主要是采用自陈报告的形式。有研究对相关的运动性心理疲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关于运动员的研究文献有91%的研究采用自陈报告的形式，在教练员心理疲劳研究文献中高达95.1%采用自陈报告的形式进行测量［7］。因此，本文中重点介绍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自陈问卷。在体育运动中应用比较多的自陈问卷有马斯拉奇心理疲劳量表（MBI）、伊德斯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EABI）和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BQ）。

1.1 马斯拉奇心理疲劳量表

目前，应用最为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测量心理疲劳的自陈问卷是 《马斯拉奇心理疲劳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8］。MBI通用版由Maslach等编制，15个条目，包括三个独立的分量表，即情绪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诸多研究者使用该量表进行了相关研究。Goodger等对相关的运动性心理疲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教练员心理疲劳中有95.4%的自陈报告研究采用MBI进行测试［7］。由此可见，该量表在测量教练员心理疲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对于运动员群体来说，其职业特性与教练员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尤其是在去人性化方面差异较大，运动员心理疲劳没有去人性化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对运动的负评价［1，9］，因此，该问卷用于运动员的心理疲劳测试比较少。

1.2 伊德斯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

《伊德斯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Eades Athlete Burnout Inventory，EABI）是第一个针对运动员群体建立的心理疲劳问卷［10］；是在Maslach及其同事关于心理疲劳工作的基础上，Eades对有过心理疲劳经历的大学生运动员进行访谈而编制的。该问卷由36个条目组成，包括6个维度，即运动能力的消极自我概念（negative self-concept of athletic ability）、情绪和体力耗竭 （emotional and physical exhaustion）、心理退缩（psychological withdrawal）、由教练员和队友引起的运动贬值 （devaluation by coach and team mates）、运动员与教练员期望的协调性（congruent athlete-coach expectations）和成就感 （personal and athletic accomplishment）。

该问卷虽然是第一个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问卷，但是由于其存在测量学问题而受到质疑和批评。有研究认为，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上看，EABI因素结构与提出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11］。Gould等发现成就感、运动员与教练员期望的协调性这两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很低［12］。由于这一局限，EABI因此受到批评［13］。Vealey等发现，删除5个信度低的条目以后，由31条目构成的量表的信效度是比较好的［14］。Gustafsson等通过对980名运动员的研究发现，EABI在删掉心理退缩、运动员与教练员期望的协调性这2个信度比较低的分量表后的四维度 （运动能力的消极自我概念、由教练员和队友引起的运动贬值、情绪和体力耗竭、成就感）模型经证实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可接受的效度，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15］。

总之，该量表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其心理测量学问题。

1.3 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

《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thlete Burnout Questionnaire，ABQ）虽然不是第一个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工具，但却是应用最多的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问卷［2］。该问卷有15个条目，包括三个分量表，即情绪和体力耗竭（emotion/physical exhaustion）、成就感的降低（reduce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和对运动负评价（sport devaluation）。

Cresswell和Eklund在运动员中就ABQ和MBI各维度的效度进行了一项多特质—多方法的分析，结果提示，两个量表中相匹配的分量表间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高度正相关），非匹配分量表间的内部区分效度也令人满意（负相关），而这两个量表都显示构想效度较好，耗竭与抑郁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并得出可以用ABQ来测量运动员的心理耗竭的结论［13］。这两个问卷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心理疲劳问卷，尤其是ABQ在运动领域应用更加广泛。另外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访谈也表明该量表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有效性。Cresswell和Eklund对15名志愿参加研究的优秀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进行访谈后发现，橄榄球运动员对心理疲劳特点的描述基本包含在情绪和体力耗竭、成就感的降低和对运动的消极评价三个因素上［16］。Raedeke等对13名高级游泳教练进行访谈后发现，在教练员眼中运动员的心理疲劳也基本表现在情绪和体力耗竭、成就感的降低和对运动的消极评价三个方面［9］。

但是以上所研制的量表都来源于国外运动员群体，研究参与者均来自国外，其量表是否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运动员群体呢？毕晓婷［17］通过对6位备战2008北京奥运会的艺术体操运动员进行深入的访谈发现，Raedeke和Smith的心理疲劳三因素结构确实可以涵盖高水平竞技运动员训练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疲劳现象。在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中也发现，运动员心理疲劳符合Raedeke和Smith的心理疲劳三因素结构，只是有些题目不合适［18，19］。而林岭［20］通过问卷、访谈和现场观察进行研究后发现，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主要症状包括：躯体症状、行为症状、情绪症状、动机水平、成就感与负评价等。陈作松等专门检验了ABQ在我国运动员群体中应用的情况，他们研究发现，该量表在我国仍然是3维度，但结构效度不是很好。同时他们还发现，成就感降低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差［11］。因此，在我国使用该问卷进行运动员心理疲劳测量时，应该对这些问题加以考虑后再进行施测。

2 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方法

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借鉴其他相关领域的心理疲劳评价方法。在教育、医疗等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已经有人根据问卷得分来判断心理疲劳的程度，并初步制定了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中位数标准

该标准是指根据量表的级数，取中位数为临界点，高于中位数的就是心理疲劳。例如，Farber以7点量表中平均分大于4为标准，发现城市教师的心理疲劳比例为12.9%、农村教师的心理疲劳比例为6.9%［21］。他最终估计，约有5-20%的教师处于心理疲劳。赵玉芳等采用中数 （在4分量表中，中数为2.5）作为评价标准，得出了教师的情感耗竭比较严重、去人性化并不严重、个人成就感也较高的结论［22］。伍新春等[23]、蒋奖等[24]也采用中位数的标准来评价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疲劳。该评价方法比较简单，便于实施，但是却过于粗糙。

2.21 /3的标准

该评价标准最初是由Maslach等提出的［25］。该评价标准首先是将被试在3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分别进行排序，然后分成三等分，分别为低度、中度、高度倦怠者的评价方法。只要有一个分量表得分在上位三分之一者即为高度心理疲劳。Maslach和Jackson又提出情绪耗竭得分≤16为低度心理疲劳，在17-26之间为中度心理疲劳，≥27为高度心理疲劳；去人性化得分≤8为低度心理疲劳，在9-13之间为中度心理疲劳，≥14为高度心理疲劳；个人成就感得分≤30为高度心理疲劳，在31-36之间为中度心理疲劳，≥37为低度心理疲劳［26］。

该评价方法被引用较多。例如，Gustafsson等使用四维度的《伊德斯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调查了优秀青年运动员，结果也是参照该标准，并分别检验了男女以及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运动员心理疲劳的低、中、高组的百分比［15］。Kelley等的研究也采用该评价标准对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程度进行了划分［26］。Hjlm等使用MBI检验了53名瑞典优秀足球教练员的心理疲劳状况，并依据Maslach和Jackson提出的得分临界点，检验了不同联盟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程度［27］。

采用1/3标准进行评价的方法在我国应用最广泛，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对医护群体心理疲劳程度的研究［28，29］。此外，赵莉等对138名大连市区警察工作倦怠进行调查，并依据该评价标准检查了警察心理疲劳的程度［30］。

李永鑫等改进了该评价方法［25］。首先，对被试在工作倦怠的耗竭、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多译为去人性化）和成就感降低3个因素上的得分进行排序。然后，计算出各因素排序上位三分之一处的数值作为工作倦怠程度的临界值，即耗竭分数≥25分、人格解体分数≥11分、成就感降低分数≥16分。最后，将在工作倦怠的3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上得分高于临界值的被试界定为轻度倦怠者，将在其中两个因素上得分都高于临界值的被试界定为中度倦怠者，将在三个因素上得分都高于临界值的被试界定为高度倦怠者，3个因素得分均低于临界值为零倦怠。并将这一评价标准用于护士工作倦怠、法官工作倦怠以及大学生学习倦怠的评价［31-33］。

虽然1/3标准应用最广泛，但是该标准的一个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其忽略了不同因素在整个心理疲劳中的作用。从三个维度的相对重要性来讲，情绪衰竭无疑是心理疲劳的焦点和最关键的方面［34，35］，因此，有研究直接使用耗竭得分作为心理疲劳的整体衡量尺度［36，37］。由此可见，心理疲劳的不同成分在整个心理疲劳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这提示我们在评价运动员心理疲劳时，要分别考虑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2.375 %标准

Brenninkmeijer等探讨了采用单一指标评价心理疲劳的优点与不足，并检验了以“耗竭+1”作为倦怠评价标准的有效性［38］，也就是说不但在情绪耗竭分量表上得分要达到上位75%，而且在其他两个分量表上至少有一个要达到上位75%，才能确定为心理疲劳。结果表明，采用这种评价标准可以产生较低的倦怠评价错误率（6.8%）。另外，Brenninkmeijer等还采用“耗竭+1”的标准成功地检验了高心理疲劳与低心理疲劳的教师在优越感上的差异，结果表明该标准比较合适［39］。

Lindblom等采用类似的标准检验了工作人群的心理疲劳问题以及一些涉及社会心理的工作因素与心理疲劳的关系，采用25%、75%为临界点，耗竭分高于75%，并且讥诮或职业效能任何一个高于75%为高心理疲劳；耗竭分低于25%，并且讥诮或职业效能任何一个低于25%为低心理疲劳；其余的情况为中度心理疲劳［40］。Taris等同样使用这一标准，得出3.6是耗竭的临界值，2.7是讥诮的临界值，4.7是成就感降低的临界值［41］。Msaouel等也是使用该标准对希腊住院实习医生的心理疲劳进行了测量与评价［42］。

可见，该评价标准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说明情绪耗竭在心理疲劳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这提示心理疲劳的评价应该给不同维度赋予不同的权重，以体现心理疲劳各个维度的相对重要性。但是，该评价标准似乎是给予了情绪耗竭以足够的重要性，却有所忽略其他两个维度。另外，在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群体中，情绪耗竭是否还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2.4 加权法评价

为了解决心理疲劳三个分量表不能合成总分的问题，Kalimo等使用了加权的方法，在芬兰对全国有代表性的330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心理疲劳的调查，使用判别函数分析方法，以心理疲劳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工作能力指数为因变量，根据判别函数系数的大小对不同维度赋予了权重，即心理疲劳得分=.40×耗竭+0.30×讥诮+0.30×成就感降低［43］。Kalimo等采用这一公式计算了心理疲劳总分，并根据心理疲劳的整体症状得分，划分为没有心理疲劳（0～1.49）、轻度心理疲劳（1.50～3.49）和严重心理疲劳（3.50～6.00），并检验了心理疲劳与工作特征以及个人资源的关系［43］。Honkonen等同样采用该公式，并使用上述的心理疲劳划分标准检验了心理疲劳与身体疾病的关系［44］。

由此可见，采用加权的方式计算心理疲劳得分是有道理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该评价方法比较全面地考虑了心理疲劳各个维度的重要性，给出了加权权重的理由，较前3种方法都更具说服力。但是，这样的计算方式在我国还没有出现。因此，该计算方式是否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疲劳研究还有待探讨。同时这种计算方法并没有真正解决三个维度相互独立不能合成总分的问题。加权法虽然很好地解决了不同维度的相对重要性问题，却未必能解决合成总分的问题，因为3个分量表相互独立，单位不一致，直接加权计算可能不合理，这也是该方法的不足之一。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对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测量应该采用不同的量具。但是不管怎样，对心理疲劳的测量其实都是基于Maslach和Jackson关于职业倦怠的三维模型。该模型假定三个维度相互独立，不能合成总分，因此，后来的很多研究由于需要也采取了各种转换的方法，例如中位数、1/3的标准、75%的标准以及加权的方法。这些评价方法虽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还很不广泛，上述标准是否适用于评价运动性心理疲劳还有待继续检验。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特殊文化背景下的运动员群体，更应该探讨其独特的评价方法。

3 关于运动性心理疲劳测量与评价的研究展望

3.1 开发适合我国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测量工具

目前测量我国运动员的心理疲劳主要是使用国外的心理疲劳量表，但是国外的心理疲劳测量工具是基于国外的运动员群体编制的，是否符合我国竞技体制下的运动员群体呢？目前使用的问卷出现一些不一致情况，如前所述林岭［20］和陈作松等［11］的研究对国外量表在中国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继续加大检验力度，甚至开发本土化的测量工具。殷小川等编制竞技运动项目教练员心理疲劳问卷，该问卷包括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个人成就感低、知识枯竭感4个方面，经检验信度、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上的要求，可以作为今后测量竞技运动项目教练员心理疲劳状况的工具［45］。这表明，我国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结构维度可能与国外并不一致，因此，开发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疲劳测量工具，尤其是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测量工具十分必要。

3.2 建立我国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

运动性心理疲劳评价标准的缺乏给运动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46］。陈晶等也指出工作倦怠诊断标准的深入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47］。张连成等借鉴其他领域关于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并考虑到技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与体能主导类项群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可能差异，以技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为研究参与者，通过优势分析来确定权重，并经过标准分转换，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技能类项目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标准，为技能类项目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评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4］。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初步尝试，未来研究应该考虑建立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以及教练员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这样既能丰富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同时也为其他的研究（调查运动心理疲劳的流行率、心理疲劳干预效果的评估等）提供便利。

3.3 对以往方法的拓展与创新，丰富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测量与评价研究

目前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测评主要是采用问卷法，问卷法施测简单，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如表面效度高、社会赞许性高、负面情绪唤起多等，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偏差［48］。例如，Evers等对学生评价老师的心理疲劳与老师自评心理疲劳进行比较发现，在情绪衰竭分量表得分上二者没有差异，但在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两个分量表得分上，学生评价要比老师评价更为严重［49］。而这两个分量表又恰巧是表面效度较高，易受社会赞许性影响的维度。可见，他评的结果可能比自评的结果更加可信。因此，未来的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应该考虑纳入他评的方法，将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例如，可以采取教练员评价运动员心理疲劳与运动员自评相结合，运动员评价教练员心理疲劳与教练员自评相结合，以使运动心理疲劳评价更加客观有效。

此外，探寻新的测量心理疲劳的方法以及对心理疲劳进行多方法检测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仅以问卷为量具的主观报告法不仅单一，而且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现象。近期研究发现，同一方法学内存在共同方法偏误［50］。共同方法偏误是指由于测量方法而非所测构想造成的变异，对测评和测评间的相关产生的影响，甚至会使研究得出错误结论［51］。因此，未来的运动心理疲劳研究应该对此加以重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张力为等指出心理疲劳的测量除了自陈报告，还可以采用内隐态度等心理指标以及脑波超慢涨落技术、诱发电位等生理指标进行测量［52］。林岭等也提出应该对运动心理疲劳进行多维检测的思路［53］。未来研究应该在问卷法基础上进行扩展，例如生理指标的应用等。马群探讨了运动性心理疲劳的EEG和HRV特征，结果发现，严重心理疲劳运动员的HRV的功率谱呈现总变异性相对较大、低频增加的特点，该结果表明，运动员HRV的部分线性分析指标对运动员的心理疲劳程度划分具有参考价值［54］。因此，未来的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评价可以考虑纳入其他生理、心理指标，并考虑使用其它多种检测手段的交互实施，以此来提高运动性心理疲劳评价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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