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2012-08-15郭明月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期

郭明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1 研究缘起

柳宗元的著作观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的论述也很多,但是多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柳宗元的著作观念。柳宗元在唐代史学的历史理论发展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一个被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忽略的问题[1]238,人们很少关注柳宗元的历史著作思想。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一书中曾论说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但是目前关于柳宗元历史著作观及其特点、产生的背景及原因等方面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研讨,本文试以《非〈国语〉》一文对此作一探索。

2 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及其不足之处

2.1 《非〈国语〉》中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主要有如下5个方面:

2.1.1 历史著作应直笔书写,注重内容的真实

2.1.2 历史著作的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

柳宗元认为《国语》对有些应该记载下来的事情没有记载,例如:“宋、卫、秦,皆诸侯之豪也。左氏忽不录其语”[4]445,而对有关符瑞、鬼神、天命天罚等不可取、不应该记载的事情却记载很多。如在“灭密”篇中,柳宗元认为密康公之母教导儿子去讨好恭王,这不是正派的做法,作者用密国终于被消灭这件事来证明密康公母亲的预言,这丝毫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4]421-422。

对于周王与内史关于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的一番问答,柳宗元认为这是很荒谬的事情,把不同时期的荒谬传说乱扯在一起,象这样写书,“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4]423-424。

在“谷洛斗”篇中,柳宗元认为洪水将要冲毁宫殿,阻塞洪水是完全正确的,太子晋的言论,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周王室内乱和衰败的原因在于失德,又怎么可以把谷、洛二水暴涨作为周王室衰败的征兆呢[4]427?

此外,在“城成周”、“与人诵”、“杀里克”、“乞食于野人”、“董因”、“伐宋”、“叔鱼生”等篇中,柳宗元也谴责了上天降福降祸、天命天罚之类的说法,认为都是牵强附会的浅陋之见,不应记载。

2.1.3 历史著作应简洁,前后一致,不应重复繁杂,自相矛盾

那天晚上，温衡住在陶小西家的客房里，许久都睡不着，她跑去陶小西的房间，看着他沉睡的脸，心里生出一丝难过，也许她跟陶小西再也回不到小时候了。

柳宗元认为《国语》中吴国、越国的事情没有别的不同内容,只要举出一国之事就能够概括了全局。若分为两篇,反而互相重复,其中很多内容庞杂繁琐,离理背道,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罢了[4]445。

在“郄至”篇中,柳宗元认为:单襄公谴责郄至的“三伐”是正确的,但是因此列出郄至“舍郑伯、下楚子、逐楚卒”这三件事,并认为郄至在这三件事中的行为都不好,后人就跟着附和这种说法了,左丘明在《晋语》中说郄至见楚王时的行为是“勇以知礼”,在这里又这样写,是自相矛盾的,让人不知采用哪个说法好[4]425-426。

周襄王将阳樊等地赐给晋文公,阳樊人不服,晋文公“围之,将残其民”,但是听了仓葛的话后,“乃出阳人”。柳宗元认为这件事在《周语》中已经讲过了,《晋语》又以不同的文辞曲意重复,难道有别的用意吗?如果没有别的用意,便是作者昏乱糊涂了[4]438。

韩宣子为自己财富不多而担忧,叔向反而祝贺他。柳宗元批驳说:叔向说财富不多的人可以免除灾祸是对的,但是他说到栾书的品德好,就悖谬而不可信了,以下乱上,也可以说是执行刑法吗?柳宗元认为《国语》前后记载不一致,“前之言曰乐氏之诬晋国久矣,用书之罪以逐盈。今而曰离桓之罪以亡於楚”,让人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什么[4]422。

2.1.4 历史著作的宗旨在于阐明圣人之道,应具有教育的功能

柳宗元认为写文章是用来阐明圣人之道的,不能只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声调的铿锵[5]5814,论说治乱之道的人,很少能把大道之理讲清楚,可以接受教化的一般人不少,但是很少有真正懂得圣人之道的人,这当然是著书人的过错了[6]5882。柳宗元认为《国语》中就有很多记载不符合中道。

在“不藉”篇中,柳宗元认为古代举行藉田千亩,只是礼仪上的一种装饰,治理国家应“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间”,被西戎部落打败了,却用不藉田这件事来附会,又说是由于在千亩作战才失败的,更是牵强附会[4]422。

在“韩宣子忧贫”篇中,柳宗元不仅认为《国语》中前后记载不一致,而且说人的善恶,都取决于他的祖先,自己却无能为力,把这些记载在史册上,是有害于教化的[4]422。

在“祀”篇中,柳宗元认为祭祀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不必加以神化,如果说祭祀能“昭明孝道”是可以的,至于说它能“息民、抚国家、定百姓”,则是不可取的[4]444-445。

在“料民”、 “晋孙周”、“ 轻币”、 “宰周公”、 “获晋侯”、“筮”等篇中,柳宗元也批驳了占卜、问筮、神怪等说法,认为它们不符合圣人之道,不应记载。

2.1.5 历史著作应注意“春秋笔法”

柳宗元在“荀息”篇中谈到了“春秋笔法”。柳宗元认为荀息和孔父、仇牧不相类似,《春秋》一书把他们的事情写成那样①此指春秋笔法。《春秋》桓公二年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庄公十二年书:“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公十年书:“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 83、190、332页。,是用来激励那些不肯为国死难的人,《春秋》斥责许止,是故意掩盖真情而写的,关于荀息事情的记载,也和这相类似,并不是出于圣人的本心,冤枉许止是为了惩罚那些不尽子道的人,抬高荀息是为了加重那些不为君主尽忠的人的罪过,所以说是圣人故意那样写的[4]433-434。在柳宗元看来,为了阐明圣人之道、大中之道,历史著作在写作中应注意“春秋笔法”。

2.2 历史著作观的不足之处

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应简洁,前后一致,具有教育的功能等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借鉴作用。《非〈国语〉》所反映的柳宗元历史著作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书法”问题上的矛盾性

《非〈国语〉》的一些篇章反映出柳宗元关于历史著作观点的矛盾性。柳宗元一方面强调直笔写史,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书法不隐”;另一方面他又对史书中“书法而隐”的现象寻找理由。如前述“荀息”篇中,柳宗元多次谈到“春秋笔法”,并认为圣人故意掩盖真情而写史是为了宣扬“大中之道”。柳宗元对《国语》一书中记载的天人感应、鬼神巫卜等言论与现象大加批驳,认为不应予以记载,但是又认为统治者可以使用那些卜、筮方法以辅助统治。如在《非〈国语〉》“卜”篇中,柳宗元批驳说:“卜者,世之馀伎也,道之所无用也,盖以陋民也,非恒用而微信矣……难勿用之,可也……难勿信之,可也。[4]432”在柳宗元看来,卜、筮虽然不符合中正之道,不足征信,应该“勿用之”、“勿信之”,但是又认为统治者可以用来驱策下层民众。

2.2.2 对《国语》批判的片面性

比较《国语》与《非〈国语〉》,可以看出,柳宗元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评,有的带有片面性。如在“谷洛斗”篇中,柳宗元驳斥《国语》记载太子晋的言论[4]427。关于此事,《国语》记载:谷、洛洪水将冲毁王宫,周王想壅防谷水,太子晋说古之圣王不做堕山、崇薮、防川、窦泽这些违反天地自然之事,还举例说共工等采取阻塞洪水的办法,都失败了,后来禹等采用疏导的办法,排除了洪水之害[7]92-102。从上述记载看,太子晋不是反对治理洪水,而是反对采取壅防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并且借治理洪水之机,阐述顺时行政的治国之道,太子晋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先秦时期人们以治理洪水作比喻,阐述治理国家之道,在《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一篇中也有类似记述:厉王弭谤,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7]10-13”在“仓葛”篇中,柳宗元指责《国语》重复记载史事,如果仅从仓葛这一件事情来看,《周语》、《晋语》确实是重复记载了此事,不过《晋语》中关于仓葛之事的记载还要与上下文联系起来,《晋语》记述:周王赐给晋文公阳樊等地,“阳人不服,公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晋文公“出阳人”。“文公伐原,令以三曰之粮,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军而去之。谍出曰:‘原不过三日矣。’军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门,而原请降。[7]350-354”《晋语》中关于仓葛之事的记载与原之事的记载都是用以说明晋文公的仁德的。另外,仓葛一事既出现于《周语》中,又记载于《晋语》中,与《国语》一书的国别史著作这一特点也是有关系的。

柳宗元批评《国语》记载祭祀、巫卜、神怪、天命等事情,而这些记载也折射出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国语》中记载的祭祀、占卜问筮等活动,在后世看来确实不可取,但是它们却反映了上古社会人们的观念,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的体现,柳宗元对《国语》中此类记载的批评脱离了当时社会发展状况。

3 柳宗元历史著作观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非〈国语〉》所反映的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非〈国语〉》的创作背景、柳宗元的哲学观历史观是密切相关的。

3.1 《非〈国语〉》的创作背景

柳宗元生活于唐朝日趋衰落的时期,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藩镇割据称雄,宦官、权臣擅权专政,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身编夷人,名列囚籍”[8]5801,屡遭政治打击,饱受生活磨难,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下层民众,了解民间疾苦,他亲眼目睹和感受了当时朝政的腐败与黑暗,对人们在弊政下遭受的痛苦深切同情,对历史与现实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唐时期脱离现实、抱残守缺、袭旧循故的儒学学风深为不满,对圣人之道不用于世深感痛惜。

柳宗元成长于儒学之家,他称自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9]5789,“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10]5848,“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11]5817,“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 ,不更乎其内”[12]5805。被贬官永州后,柳宗元仍然怀抱着济世救时的志向,没有放弃“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关注现实,关注生民之道。他批评言儒术者使圣人之道不明于世,“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故道不明於天下”[8]5801,并认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於世者,必由於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11]5817。为阐明大中之道、圣人之义,辅时及物,柳宗元创作《非〈国语〉》。他说道:“仆之为文久矣……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宜,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捨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於今,则宜垂於後。[2]5801” 因而,在《非〈国语〉》中 ,柳宗元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反映天命天罚、符命、卜筮等不尚实务、脱离实际、无益于民生、无助于经世的说法严加驳斥。

3.2 柳宗元的哲学观、历史观

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13]730”柳宗元主张天人相分,反对将天象与人类社会的事务联系起来。他认为日月星辰,四时寒暑,山川大地,水旱灾害等都是自然的,“彼上而元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阳阴。是虽大,无业果、痈痔、草木也”[14]5896,“生植与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15]5799,社会的治乱和人生的祸福完全是人的事情,与天无关。因此,柳宗元认为国家、君主、法令的产生与天命无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势”的体现[16]5875,“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柳宗元认为讲符命者是不知道圣人所树立的中正之道的根本所在,不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17]14-15。

“贯穿自己的全部著作,柳宗元都在不遗余力地阐述着这样一个观点:人类世界是一个自足王国,与自身之外的现象没有任何联系。[18]100”柳宗元把人类的幸福与苦难归因于人类自身,认为要得到幸福或者消除苦难必须从人类自身着手,从改造社会着手。因此,柳宗元认为具有教育作用的历史著作是用来阐明圣人之道的,而阐明圣人之道的目的是要弘扬教化,辅时及物,因而不应记载那些天命天罚、天人感应之类的对教化有害无益的无稽之论。他认为:“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未闻其威之以怪……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19]5879”柳宗元认为《国语》文章优美而观点芜杂,内容大多捏造或夸大,讲的道理很不正确,不符合圣人之道,但是读者因为书有文采而喜欢吟咏、赞颂,沉于其中而分不清是非曲直,“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4]421,于是“欲尽其瑕 ,以白中正”[8]5802,批驳书中错谬,使其与圣人之道明确清楚地区别开来。

4 柳宗元历史著作观的特点

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中唐时期经学研究逐渐突破了“疏不破注”、“注不破疏”的传统,出现了从“章句”向“义理”的转变、直接从《春秋》等经典中探求“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20]6333的趋势。中唐时期人们认为《春秋》既是儒家经典,又是史学典范,并认为六经之内,有经有史,经史本源,以史为经。伴随着经学的变化,中唐时期史学也出现了由重视“叙事”向探求“义理”的转变,以明道救世为务,褒贬黜陟,彰显尧、舜、圣人之道。柳宗元正是以“道”、以“义”来“非《国语》”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和经学研究的看法。

柳宗元认为《国语》、《左传》均为左丘明所著,在《非〈国语〉》“大钱”篇、 “赵文子”篇的论述中有:左氏“於内传曰……”[4]427,441-442等语句,说明柳宗元是把《国语》作为春秋外传来看待的,认为《国语》是对《左传》的补充,《左传》大约在西汉末期起获得了《春秋》主要评注的地位,并且“一般说来,唐人是将《春秋》与《左传》视为一体的,唐人口中的所谓‘春秋’,有相当多的部分实际上是指《左传》。[21]370”柳宗元在《非〈国语〉》等文章中曾说道《国语》一书虽然包含了许多荒谬的观点和叙述,但是当时的人们仍然“谓之近经”、“至比六经”,说明至少在柳宗元所处时代文人的心目中,《国语》虽然不在儒家经典之列,却近似于儒家经典,有着与儒家经典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另外,在柳宗元声称不敢期望《非〈国语〉》“如汉时列官以立学”[2]5801的同时就表明了《非〈国语〉》一文与经学典籍、经学研究有关。

由上可见,柳宗元认为《左传》、《国语》都是研究《春秋》的文献,也可见《非〈国语〉》不仅是对《国语》的批判,也隐含着对《左传》的批判,对儒家典籍的批判,对经学的批判。也就是说,柳宗元通过《非〈国语〉》在阐述其历史著作观念的同时,也是在阐述其经学著作观念,阐述其对经典文献、经学研究的看法,他批评《国语》不合义理,不得微言大义,不得圣人之意,不得大中之道,也是批评经学研究的不合义理,不合中道。柳宗元认为经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领悟“圣人之心”和明了“大道之原”,儒家经典只是一种途径、一种方式,通过经典文献是要能够达到对“道”的理解。在柳宗元看来,儒家经典文丛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与“道”相抵触的,或者至少与他认为的理想的“道”——他借用尧、舜、圣人之道代表他所理想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相抵触。在柳宗元看来,历史著作、经学著作的宗旨在于阐明圣人之道、中正之道,而“道”则存在于经典本身之外,正确地理解经典文本是进一步探求“道”的基础。因此,柳宗元在“荀息”篇中进一步论述:他在这里讲的是《春秋》的真意,不只是引证的文辞,如果只照着引证的词句来看,那太肤浅了,并认为凡是真正领会《春秋》真意的人,应该认为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是恪守大道的真谛[4]434。

《非〈国语〉》是研究柳宗元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反映了柳宗元的历史著作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

[1]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唐]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G]//[清]董诰,阮元,徐松 ,等编.全唐文:第 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唐]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G]//[清]董诰,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第 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唐]柳宗元 .非《国语》 [G]//永王容,纪昀,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5][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G]//[清]董诰 ,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第 6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3.

[6][唐]柳宗元.六逆论 [G]//[清]董诰,阮元,徐松 ,等编.全唐文:第 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徐元诰.国语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唐]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G]//[清]董诰,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唐]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G]//[清]董诰,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第 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唐]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将入道序 [G]//[清]董诰 ,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唐]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G]//[清]董诰,阮元,徐松 ,等编.全唐文:第 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