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毛新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杭州310018)

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

严毛新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杭州310018)

浙商转型与浙商的代际更替紧密联系，老一代浙商创业者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章提出接替他们的新浙商群体的主体部分不是“富二代”，而是崛起中的草根创业者。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群体具有明显的“代特征”，即生活条件优越化，人力资本知识化，自我定位主流化。与老一代浙商相比，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物质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山多地少”“条件恶劣”到“衣食无忧”“分层明显”的变化;知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到“读书学习”“知识经济”的变化;群体意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边缘生存”“模仿创新”到“融入主流”“网络时代”的变化。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因势利导。

浙商转型;新生代浙商;代际更替;创业教育

浙商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对浙江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浙商无论从经营者数量、财富总量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说，堪称“当代中国第一商帮”［1］，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产品主要以出口国际市场为主，这既给浙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产生了对国际市场依存度过高的弊端［2］80，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竞争和市场环境变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浙商开始遭遇“后发劣势”，浙商产业转型升级，浙商群体持续发展等成为浙商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近几年中对于浙商转型发展，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周锡冰等人(2008)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管理体制转型、身份格局转型是实现传统浙商向新浙商转型的关键，因此“浙商家庭管理社会化势在必行”，“浙商要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3］。吕福新(2009)提出浙商转型要实现主体转型、架构转型和实务转型，其中主体转型方面要实现从‘个众’到‘合众’的转型［4］。项国鹏(2009)提出，浙商目前发展面临企业制度和企业战略两大瓶颈，作为经营企业家的浙商的战略企业家能力强弱是突破这两个瓶颈的关键，所以浙商应实现从经营企业家向战略企业家转型魏移新等人(2011)提出“参与全球竞合，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广大浙商面临的一道重大课题”，浙商需要实现民营企业发展模式转型，企业转型路径须与接轨国际相适应［6］，许爱玉(2011)提出浙商企业“转型关键取决于企业家，而推动和促使企业转型的主要是企业家能力”［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浙商转型进行了深入剖析，但无一例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针对现有浙商企业家群体展开的，其提出的诸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商业模式、加强危机管理、强化社会责任、升级企业管理体制、变革企业文化等对策，基本上是以现有的浙商企业家群体为描述对象，这些研究基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现有的浙商企业家群体的观念和素质已经存在种种不适，只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实现浙商成功转型。而对浙商转型发展与浙商的代际更替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群体的“代特征”研究不足，对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重视不够，本文拟从“世代更替”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一、浙商代际更替顺利与浙商持续发展联系紧密

(一)广大中小企业主群体的代际更替，是浙商成功转型的基础

浙江有比其他省份更多的民众参与创业，浙江民营经济占70%以上，中小企业占99%［2］80，中小企业在满足民众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方面有着中大型企业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浙商企业的转型不但是大型企业的转型，更应该包括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的转型。企业的大小是动态的，绝大多数的大型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小企业，只有今天引导广大中小型企业成功转型，才能为明天大型企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浙江有40万家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年龄大多已经六七十岁，在今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老一代浙商将完全“退场”，新生代浙商将登上历史舞台，浙商转型发展的过程，不但是现有的浙商群体转变观念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老一代浙商自然退出历史舞台，由新一代企业家接替(包括继承者和新创业者)的过程，由此发生代际更替。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发育良好的省份，大量存在家族企业是正常的，家族企业是世界最普遍的一种企业形式，并非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所特有［8］65，在美国，家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3，占GDP的49%，提供就业60%;在德国，家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0%，占GDP的53%，提供就业68%。［9］大量小型家族企业广泛地采取以家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任模式，倾向于家庭式管理有其合理之处，不能简单地以背离现代化管理的理由加以否定，而且家族企业的治理有其自身独特优势［8］。数量占绝对多数的以家庭式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浙商中小企业主群体的代际更替转型成功，是浙商群体转型发展的基础。由于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一般不超过10年①中国民企的平均生命周期为2．7年，而浙商企业的存续周期则达到7年。参见郑宇民：《构建科学发展，开启民企成长新境界》，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7日，三版。，浙商代际更替成功既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家族企业顺利完成接班，同时还表现为在更大比例的企业陆续消失的同时另一大批企业生生不息地新崛起。

(二)潜在的草根创业群体顺利成长，对浙商持续兴旺意义重大

也许是由于“富二代”的标签效应，无论是企业家群体、社会大众、新闻媒体还是学者，对民营企业富二代的接班问题，都给予了充分关注，②比如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等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扶上马，送一程”等理论，参见黎冲森：《创始人退位7大模式》，载《经理人》2009年第2期。以求破解民企二代接班难的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有的甚至推出了“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重点之一就是“子承父业”的民企“富二代”。清华大学等高校几年前就已经开设了“企业接班人提升特训班”，不少学者对民营企业富二代接班难的问题也开展深入研究，显然，社会各界在浙商传承问题上，过多地聚焦于现有企业家子女的接班问题，而对目前未从事创业活动民众的子女及创业尚未成功的草根创业者将可能成为新生代浙商的问题却都“无意识地忽略”了，对于这些人如何传承浙商精神并实现浙商转型的问题缺乏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家族企业无法顺利传递到第二代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只有不到10%的家族企业传承到第三代，其他90%都消失了。第一代传递到第二代比例也只有30%左右［10］226。显然，全社会在无意中夸大了浙商“富二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中大型浙商民企老板第二代顺利接班的重大意义。换一种角度看，中大型浙商民企老板第二代接班总体效果不理想，“富不过多代”现象的存在，恰恰可以说明浙江社会阶层之间垂直流动渠道依旧畅通，富人群体的代际传递比例得以控制，特殊阶层的形成受到遏制，这反而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稳定。

浙江有深厚的民间创业文化基础和庞大的从商群体阵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在每万人口中，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的比例，浙江均居全国第一［10］55。浙商的成功与浙江从事创业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行业最宽有直接关系。从历史上看浙商群体能够平地崛起，靠的不是政府或其他组织的“重点培养”，靠的是浙江省全民参与式创业文化的形成。从现实中看，像马云等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新浙商也完全是白手起家，自己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而不是靠子承父业“传递”下来的。因此在研究浙商代际更替中，需要我们更多关心的不是“马云群体”的后代能否顺利接班，而是“新马云群体”能否大批孕育，关注浙商精神在草根群体中的传承比关注民企创始人与接班人之间的传承显然更有意义。

二、成长环境影响着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代特征”

特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老一代浙商，也造就了老一代浙商特色鲜明的群体特征，随着社会巨大变迁，今天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成长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会深刻地影响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代特征”，关注这些变化，对于研究浙商的群体转型有重要意义。

(一)生活条件优越化

老一代浙商与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物质环境方面经历了从“山多地少”“条件恶劣”到“衣食无忧”“分层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浙江省虽是农业大省，但资源贫乏，山多地少，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人均耕地只有0．5亩，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三位，加上浙江地处海防前线，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十分有限。从1952—1978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总额仅77亿元［2］204，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忧劳可以兴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的人往往能够激发出更高奋斗热情，老一代浙商从事各种外地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培养出了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时至今天，即使条件今非昔比，不少成功的浙商依然勤俭节约，勇于吃苦，艰苦的成长环境已经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地烙印。

（2）生态长袋柔性护坡方法解决了传统护坡方法难以解决的矿山环境特殊问题，生态长袋通过锚杆固定整齐紧贴于岩体坡面，阻止坡面岩石崩落与浅表层岩土体的滑动，提高边坡整体稳定性，实现消除滑坡或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的目标，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成长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2004年浙江GDP总量超过万元大关，2005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省区，2010年浙江省的人均GDP超过了5000美元，浙江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了不起的跨越，百姓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基本实现“衣食无忧”。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开始逐渐显露，并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浙江省2004年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高达0．4783［11］，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这与改革开放前，“要穷大家一起穷”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潜在的新生代浙商从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见证者，是浙商奋斗收获的享受者，也是社会分层明显变大的感受者。他们生活中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绝大部分人没有体会到父辈的艰辛，即使生活在条件较差一些家庭中的人，也已经没有了父辈们那种为生计疲于奔波的压力。这种变化难免对于浙商勇于吃苦精神的传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少部分浙商子女甚至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养成了奢侈攀比的不良作风，有些人“为富不仁”、炫富败家、缺乏责任感，这对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二)人力资本知识化

在知识环境方面，老一代浙商与潜在的新生代相比，已经经历了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到“读书学习”“知识经济”的变化。浙商的主体主要来自农村，最早一次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调查是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调查结果显示：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当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不足5%，也就是说农民出身的占了绝对多数［12］。与晋商及徽商产生大商人的传统不同，浙商首先脱胎于浙江农民中的百工手艺人、小商贩和生意郎［13］40-44。他们由手工艺人成为行商，之后才演变为坐商。以艺工起家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动手能力强，对消费品市场的需求特点关注度高，在大众生活消费品短缺的背景下，他们迅速打开市场，获得盈利;远走他乡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地区间差异的观察敏锐，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商机;身处异地的孤独感，使他们对同乡抱团、亲缘关照的需求更高，使他们形成了亲带亲、邻带邻，建立了紧密的“乡缘”“亲缘”纽带;异地打拼的经历使他们对异地文化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关系网拓展能力更强，以至于走遍世界都不怕，把生意做到世界各个角落。可以说老一代浙商身上所体现出的敏锐的市场嗅觉，灵活的经营头脑，鲜明的亲缘抱团意识，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不无关系。

今天潜在的新生代浙商虽然相当比例还是农民户口，但是他们从小就已经过上了城市般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再有老一代浙商学习一门手艺以持续生计的需要，在中国教育大发展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绝大部分都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与老一代浙商大部分都是文盲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中相当比例的人正在或即将上大学，他们与老一代浙商“游走他乡”形成鲜明对比是有“读书学习”的经历，老一代浙商大都有内容丰富且艰辛多变的社会历练体验，新生代浙商却具有内容相似且条件舒适的“校园阅历”。这种环境将培养出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更加注重平等、希望独立自主特点，但也容易形成过于关注个体权益、弱化亲缘乡缘纽带、实践能力欠缺的不足。

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潜在的新生代浙商面临着与老一代浙商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正像查尔斯·利德比特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中大多数人生产的东西没有重量，无法触摸，也不易测量，但我们却仿佛凭空赚钱。我们大多数人通过提供服务、判断、信息和分析谋生。我们都处在这样一种仿佛子虚乌有的生意当中［14］。”这种状况是传统的“农民出身”“艺工起家”浙商从未碰到过的，老一代浙商传递给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似乎完全不起作用了。

(三)自我定位主流化

在群体意识环境方面，老一代浙商与潜在的新生代相比，已经经历了从“边缘生存”“追随模仿创新”到“融入主流”“网络时代”的变化。历史上看，浙江长时间远离中国封建朝廷，受朝廷影响较弱，在文化上浙江也处于儒家主流文化的边缘，建国后浙江又长期处于国家主流经济结构的边缘。“传统的边缘才有创新的机会，才有企业家能力的开发和积累”［15］17，这在浙江得到了很好印证，由于中央投入浙江的工业资金非常有限，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浙江的投入还不到全国平均投入水平的一半，浙江基本上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存在。国家“支持”和“干预”较少的结果，客观上引导了浙江省民众只能作出自主谋生和自主创业的选择，由于处于边缘，浙江各级政府对民众的创新选择，也会采取比其他地方政府相对更多一些的包容态度。

老一代浙商中很多人对“身处边缘”的感受都有深刻的切身体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从没有社会地位，被外地人瞧不起，在夹缝中艰难奋斗的历程中走过来的。处于主流经济边缘的老一代浙商，在自身文化水平低，但社会生活品需求大的背景下，不自觉地选择了从事技术含量低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日用品生产和服务领域，他们以价格低、品种多、服务便利见长，着力于发现新的需求，找到新市场，做别人不敢去做、没想到去做的东西来发展自己，走过了一条“追随模仿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道路，迅速站稳了脚跟［16］。

网络时代到来，世界变小了，老一代浙商因远走他乡而获得他人所没有的信息优势消失了。消费品的市场短缺悄然间转变成了市场过剩，浙商依靠从事低水平模仿创新已经难以再持续发展。市场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从事生产制造业的浙商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国际倾销诉讼的受害者，浙江经济的后发劣势开始凸显，产能过剩，创新需求增加等问题是老一代浙商从来没有碰到的，潜在的新生代浙商需要以自己的智慧来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三、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需要因势利导

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直接影响浙商群体的传承与转型，社会学研究早已证明，在文化传承和转型方面，家庭起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家庭对于每个社会个体深化情感体验，完善社会人格，确立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老一代浙商的顺利成长有赖于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亲缘”和“乡缘”纽带的巨大作用，他们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由于受教育机会少，其父母带领其走创业之路成为很自然的选择，“家庭教育”(或者说“家族教育”)自发自为地承担起了创业教育的核心任务，在浙商转型中家庭教育应当继续发挥良好的作用。

在社会变迁速率很小的社会，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很容易被年经人接受;而在社会变迁速率很大的当代社会，老一辈的经营理念、管理方法、人生经验容易遭到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质疑。大学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具有不同于父母的独立第三方的权威地位，大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优秀的浙商传统传承和转型作出积极的贡献。在网络时代，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处于“无人不网”“无处不网”的环境之中，关注营造有利于浙商转型的网络环境也非常重要。

(一)关注家庭教育为新生代浙商提供更好的孕育摇篮

与老一代浙商相比，在新生代浙商的培育中，家庭教育的作用已经被明显削弱，这一方面是因为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校园学习经历(到2010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45%，位居全国各省和自治区第一，近几年里，浙江省参加高考学生的率取率已经超过了80%，这就决定了潜在的新生代中的半数以上人将有大学学习经历)，拉远了他们与家庭的距离，影响了家庭教育作用的强度。造成家庭教育作用明显被削弱的更重要原因是，相当比例的老一代浙商对子女教育缺乏足够的自信，即使自己已经在创业路上有所成就，在面对正在读书的子女时，仍然感觉自己“没有文化”“很多东西不懂”，他们一方面重视子女的学校教育，向孩子强调自已在创业路上碰到的很多挫折都是由于没有文化造成的，告诉子女要好好读书，另一方面，对于他们如何读书，如何结合现实学以致用，缺乏有效的指导，由于他们觉得自己文化知识欠缺，他们对学校教育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在他们看来只要孩子在学校考高分、上好学就好了。由于认为“做生意很苦”，他们中相当比例的人甚至希望自己的子女“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从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老一代浙商没有利用自己的创业经历和知识为子女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积极指导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具体表现为他们很少想到让自己正在读书的子女到自己或亲戚朋友的企业中进行实习、实践或顶岗体验，他们很少有意识地在自己子女还在中小学阶段就培养其对自己家庭创业领域的兴趣，他们很少主动鼓励自己正在读书的子女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创业方面的独立尝试，他们鼓励子女最多的往往是“先把书读好”。

家庭教育是创业教育的基础，如果已经在创业的家庭不从小向子女传递创业快乐的理念，如果已经从事创业的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不去展示自己是成功父母的自豪，那么一大批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梦想可能受到扼杀。家庭教育在创业教育内容方面的无意回避和缺失，不利于新生代浙商的孕育和转型，因此应当充分关注家庭教育，为新生代浙商提供更好的孕育摇篮，各地政府和妇联、共青团组织及各级学校应当积极开展对父母的教育，转变家庭教育理念，使父母认识到让自己的孩子能够结合身边的事情积极实践将有益于孩子成长，使父母认识到即使自己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完全应该更积极自信。

(二)改进高校创业教育为新生代浙商培育助推

读大学的年龄，对老一代浙商而言，已经在社会这所学校历练多时，这种历练对于创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创业成功不但需要可以言说的“规则性知识”，更需要大量不可言说的“实践性知识”，这类知识难以准确地用文字描述，也难以成批量地在不同个体之间快速转移，这类知识的获取很需要“干中学”。掌握好这类知识，创业者就能从容应对创业过程中碰到的各类事件，敏锐地把握机会，恰当地评估风险，准确地把握复杂的商业人际关系，深刻地理解行业中众多的“潜规则”，但是，这种知识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还没有很好地提供。浙商群体转型也对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在观念、知识、能力方面有很多的要求，高校目前在这方面的作为还难以令人满意。根据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大陆高校毕业大学生自主创业人数仅为1%左右(2007届1．2%;2008届1．0%，2009届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11院校竟然还不到普通高校平均数的一半(2007届0．5%;2008届0．54%;2009届0．4%)［17］。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学校越好，创业教育实效越差的尴尬局面。高校创业教育效果不佳，不应过多强调资金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学生经验不足等外部因素，应该深入分析和改进高校教育细节，推进高校教学改革，完善高校评估机制，使高校产生开展创业教育的内在强大动力。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高校的职责之一，浙江省内高校对新生代浙商转型理应承担不可推卸的重任，笔者认为，浙江省内高校目前在强化学生创业意识培养和促进学生创业观念转型两方面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应当积极改进校内创业教育为新生代浙商转型助推。

(三)善用网络创业教育为新生代浙商培育导航

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是在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中成长的，网络技术是一项划时代的技术，历史证明，任何重大技术进步都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技术不但会影响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创业价值观的形成，还会影响他们对创业手段、创业领域的选择。如果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在传承老一代浙商良好创业精神的基础上，能够很好的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变化，新生代浙商的转型就会更加顺利。

使潜在的新生代浙商从小学会善用网络、智用网络对浙商转型有重要意义，网络与新生代浙商成长的关系问题值得政府和教育界人士关注：谁在指导他们有效使用网络，是家长、老师还是同伴?他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分别在关注网络的哪些内容?创业意识培养和创业文化传播如何通过网络平台得以更好普及?如何引导他们更好利用网络创业?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在青少年教育中，对网络平台的运用还明显不足，对青少年“触网”的主动干预尚显不够，善用网络平台为潜在的新生代浙商转型导航，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能做，我们应更多关注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喜欢的各类网站，更多的发挥网络平台开展创业教育，比如开设免费的网络创业教育课程，支持开发以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传播为主题的网络游戏，搭建更多的创业主题论坛，引导对青少年有广泛影响力的各类明星和成功企业家在网络上传播创业文化等等。

四、结语

如果社会发展速度很快，后一代人与前一代人之间成长环境变化很大，这两代人之间的群体特征差异将会非常明显，浙江社会的巨大变迁，必然会导致新生代浙商与老一代浙商群体之间出现“变化”或“转型”，但现有研究对于这种因世代更替而对浙商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关注很少。特别是针对今后一二十年中将陆续登上舞台的“潜在浙商企业家群体”的观念转型问题的研究非常欠缺。对新生代浙商培育和浙商转型的关注焦点应该实现三大转移：从过于关注当下的“浙商企业家群体”转移到关注潜在“新生代草根创业者”群体;从过于关注“富二代接班”转移到关注更大数量的“中小企业主换人”;从过于关注“企业家自主转型”转移到关注“青少年创业教育”。目前的三个基本现实值得关注：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的家庭创业教育有削弱之势;浙江省内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利用网络平台为潜在的新浙商群体转型需要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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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移新．浙商转轨［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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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兴发，翟勇洪．论家族企业的治理优势——兼与叶国灿、黄云峰同志商榷［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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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n the Group Transi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 Via Generation Subrogation

YAN Mao-xin
(Hangzhou Institute of commerce，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The transi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 is a call from the modern time，since the old generation will gradually be retiring because of old age within the coming 10 to 20 years．Thus the group transi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generation subrogation．This thesis holds that the successors of the merchant group are mostly not the so called“affluent 2nd generation successors”，but the grass rooted potential entrepreneurs．Therefore，how to appropriately direct the generation subrogation of minor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group of potential grass rooted entrepreneurs，based on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successors，will place much weight on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of the Zhejiang Merchants as a group．Compared with the old generation，the potential new genera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 undergoes enormous changes in their growth environment：the old are mostly from poor mountainous area with little cultivated land，while the new all have a high living standard but with obviously different levels;the old are mostly farmers or craftsmen，while the new are familiar with college education or knowledge-based economy;the old struggle to survive in margins of trades and to follow others examples while the new are producers of the network times and attempting to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in stream of business．Thus，to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 involves a flexible policy in directing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under a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transi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new generation of Zhejiang Merchants;generation subrogation;business start-up education

F717

A

1009-1505(2012)04-0064-07

(责任编辑何志刚)

2012-03-11

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研究课题“浙商代际更替与新生代浙商创业价值观培育研究”; 2012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在校大学生群体与传统浙商创业价值观比较研究”

严毛新，男，浙江乐清人，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