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运河的开发历史及其旅游对策探析

2012-08-15赵春雪

科技视界 2012年26期

关键词：运河黄河山东

赵春雪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山东聊城 252000）

山东运河的开发历史及其旅游对策探析

赵春雪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山东聊城 252000）

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是京杭大运河的咽喉要道，一直发挥着其他运道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在简要论述元、明、清时期山东段运河开发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该段运河的特点及其治理情况，最后结合遗产保护现状，提出了加强旅游开发的构想。

京杭大运河；山东运河；旅游开发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运河之一，它始凿于春秋,形成于隋唐,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重整于明清，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迁，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纵贯我国南北的重要水上通道。运河不但在古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铁路、公路、航空飞速发展的今天，济宁以南运河，尤其是江浙段运河，航运仍然十分繁忙，济宁以北的运河，在农田灌溉、水利等方面，有的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运河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运河，不但有古老的文化积淀，而且仍然有着现代的应用价值。大运河与长城一样，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可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长约82公里；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长约186公里；天津到临清称南运河，长约400公里；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500公里；台儿庄到淮阴称中运河，长约186公里；淮阴到瓜州称里运河，长约180公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330公里。

其中山东段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是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转输的必经之路，兴盛时，每年往来的船舶数万只，运送漕粮四百多万石，人员数十万，使山东段运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咽喉要道，尤其是明清两代，山东段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一直发挥着其他运道无法替代的作用。

1 元明清时期的山东运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就在山东省境内开凿了连接泗水和济水的菏水，以及沟通淄水和济水的水道。但是元代以前，山东省境内的运河一般都是区域性的，时间比较短暂，而且一般流经山东边境，在全国运河网中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直至元代开通了会通河，经明清两代的治理，才使山东段运河全线贯通。

宋代以后的中国江北，由于长期遭受战争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人口锐减，农业凋敝，而江南地区粮食丰富，江浙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元代，定都北京，由于“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因此，元王朝急需建立连接南北的便利的粮食运输线。当时，运河因年久失修，已不能全线贯通。而南方漕运须先走运河，再逆黄河，过开封，水陆转运，至淇门镇（今河南汲县内境内）入御河，经临清、德州，才能到达大都（今北京）。这条航线迂回曲折，水陆交运，运输成本高，运量有限，于是元朝政府努力开辟海运航线。而实践证明，海运成本低，运输量大，但是风险也大，“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为了避免海运的风险，改变水陆交替的艰难，元政府决定对运河进行截弯取直，开挖新河，缩短航程。运河自淮北直接进入山东，穿过华北平原达到京城，使全程缩短900多公里。而在当时，江南运河与江淮间的运河经过唐宋的治理，航道基本畅通；淮北至山东南一段，利用泗水等天然水道可以通行；永济渠北段天津以南的卫河与天津以北到通州的河道，船只也可以通行。由此一来，开挖济宁至临清的河道，就成为这项工程的关键所在。

据《元史》卷九《世祖纪·至元十三年》记载：“正月，穿济州漕渠。”其中的“济州漕渠”就是指济州河。由此可知早在至元十三年就有了开济州河的计划。在《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中记载：“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至元十八年，政府就派出官员到济州进行实地勘察和规划，并落实参与施工的劳役人员。

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政府就正式下令开挖以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为中心的济州河。济州河向北经南旺、袁家口到徐城的安山镇（今梁山县小安山）注入济水，全长150公里。向南到鲁桥镇与泗水相通，使之畅通。开河工程完成于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至元二十四年“逐罢东平河运粮”。其中的东平河就是指济州河，由此可得知，这条济州河只使用了四年就被搁置不用了，所以继续开挖安山至临清一段运河势在必行。

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元世祖采纳寿张县尹韩仲晖和太史令边源的建议，征调民夫3万人，挖通了从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这条运河“起于须城（今山东东平县）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东北会通镇）之御河，长二百五十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尔，以节蓄泄”。政府派遣漕运副使马之贞和边源等人到实地进行勘察绘图，并任命断事官忙速儿、兵部尚书李处巽、礼部尚书张孔孙等负责该工程，李处巽、张孔孙等人向朝廷奏报这条“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的运河开通后，元世祖忽必烈御赐“会通河”。会通河于济州河，首尾相接，全长三百八十多里，构成了中国大运河的山东段。从此，南来漕船，无须陆路转运，可由水路直达京师。但是元代的运河也有不少缺陷，虽广引鲁中山地西部汶泗诸水为源，但水源并不是四季长流。特别是济宁以北河段，夏秋的多雨季节，运河水位高涨，漕船北行可勉强通过南旺，但是冬春少雨季节，运河水位下降，漕船无法顺利北行，济州、会通两条运河每年塞多通少，难以独立承受南粮北运的重任。其次，“河道初并，岸狭水浅，不能重负”，南来的漕粮只有少量能经过运河运达京师。所以会通河虽开于元代，然而在元代却未被充分利用，元政府只能冒着“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的风险，以走海道为主。因此，史书说：“终元之世，海运不罢。”

永乐初年济宁同知潘叔正上书：“会通河道四百五十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力也。”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官员前往考察，经考察决定疏浚会通河。永乐九年二月，明政府令宋礼等人征发民夫26.5万人，重新开挖会通河，开通后的会通河由济宁至临清全长385里，河道“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两尺”。同时修建水闸调节水量。

会通河重新疏浚之后，大运河虽然全线贯通，但是水源不足、水量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后来汶上县一位农民水利专家白英，十分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且治水也有一定经验，逐向宋礼建言：“南旺地耸，盍分水。于南旺导汶，趋之毋令南注于洸，北倾坎，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其北八十里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于是，宋礼就采纳了白英的建议，按照白英设计的图纸组织施工在东平州东60里的汶水上修建戴村坝，抬高水位，并开挖小汶河将大汶河水引到地势较高的南旺湖，由于南旺较济宁高出约10米，在这里使运河水南北分流，可以避免南旺以北的会通河因水量不足而对通航造成的影响。但这时的南旺分水口只是一个河口，东来的汶水与运河垂直，冲向运河西岸，然后返回南北分流，这时南北分配的水源受到气象、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分配比例难以控制，所以在成化年间，政府又在南旺分水口南5里，建柳林闸，分水口北5里，建十里闸，同时在汶水入运河的河口建一鱼嘴，这样，定时启闭闸门来控制南北的分水量，加上鱼嘴的分水作用，是百分之七十的水流向北方，百分之三十的水流向南方，从而达到“水如人意”的目的，也就是俗语中说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而这七分北去的水正好处在运河制高点上，为了让运河水源能保证漕船顺利通行，又采取了“相地制闸，以时蓄水”的方法，从济宁到临清，近四百里的会通河上修建了一座座船闸，用来调节水位。明代，会通河上已建有船闸31座，清代又有所增加，这就解决了南旺以北至临清段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

2 山东运河的特点及其开发治理

黄河是山东段运河的重要水源。开凿运河除了开挖河道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水源。漕船每艘要装载数百石粮食，吃水较深，运河没有充足的水源，就无法载运。在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是流量最为充沛的河流，因此这一流域的运河水源，往往取之于黄河。但是，黄河泛滥又会冲毁淤塞运河河道，运河对黄河的依赖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古人，这两条河流的治理是历代政府最关心的水利工程，也是我国长期的传统社会里，唯一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水利工程。正统年间，黄河多次决口，尤其是山东聊城这一区域，经常受到黄河泛滥的侵扰，黄河决口，冲毁运河堤岸，黄河夹杂的泥沙同时又淤塞运河河道，严重影响了整条运河的漕运畅通。治黄保运就成为当时关乎国家兴衰的头等大事。景泰四年（1453年）黄河在张秋决口。政府命副都御史徐有贞治前去治理。徐有贞经过对实地详细的勘察，他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首先，在沙湾运段上修筑大堰与水门，“于其间置门于水，而实其底，令高常水五尺为准。水小则可拘之以济运，水大则疏之使趋于海……”其次，开挖广济河以分黄河水势。徐有贞谏言：“凡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黄河之势大，故恒冲决。运河之势小，故恒乾浅。必分黄河，合运河，则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诸相黄河地形水势，于可分之处开成广济河一道，下穿濮阳、博陵二泊及旧沙河二十余里，上连东西影堂及小岭等地，又数十余里。其内则又有大金堤可倚以为固，其外则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为泄”，广济河修成后，黄河水大可以分其势，运河水小可以引黄济运。再次，挑深运河。由于山东段运河长期淤积，河床大大高于南北相邻河段，所以对临清至济宁段运河进行挑浚。同时在济宁至临清运段上增置碱水闸，用来调节水位。至景泰六年七月，上述工程均已完工。

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在河南原武决口，支流分为三支，一支在封丘金龙口漫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县）决口，经过曹州、濮州，在张秋冲毁堤岸入河，也是三支之中较大的一支；一支在河南中牟县冲向尉氏（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第三支在河南仪封、考城决口泛滥，在安徽宿州流入古汴河（原隋朝时通济渠）。九月政府命户部侍郎白昂治理河道，“逐塞金龙口于滎泽。开渠导河，由陈颖至寿州达于淮。又筑渠堰于徐、兖、瀛、沧之间以杀河势”。弘治五年七月，黄河再次在金龙口决口，经黄陵冈，再次冲毁张秋堤坝，运河决口。弘治六年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平江伯陈锐前往治河。刘大夏上任后，审时度势，制定了通运、往南分水、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筑黄河北岸大堤的策略。疏浚孙家渡口，开新河，引水南流，由中牟至颖州东，入淮河。再就是疏浚四府营淤河。弘治八年正月堵塞黄陵冈及荆隆等黄河决口7处，同时筑黄河北岸大堤。同年二月，所有工程完成，改张秋为安平镇。以上举措对于治河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治黄保运工程的实施，有效解决了黄河泛滥对山东段运河北段的侵扰，但是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济宁到徐州的这段运河经常受到黄河的侵害，经多次考察实践郑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另开新河，采取避黄保运的措施。

嘉靖五年（1526年）六月，黄河泛滥，向东北流至沛县北截运河入昭阳湖，汶河和泗河的水满向东流，使得造成山东段运河南端泥沙淤积数十里。左都御史胡世宁提出开新河避黄河的建议。嘉靖七年，明政府征发民夫9.8万人开挖新河，后因遇大旱导致河水泛滥而停工。嘉靖四十四年（1565），黄河在沛县决口，致使淤塞运河水道百余里，工部尚书朱衡实地考察后，提议重新开新河。嘉靖四十五年（1566）开始动工，九月份完工。新河西距离旧河河道30里，在留城改道，向北流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今微山县城）、杨庄、硃梅、利建七闸，流至南阳闸，再一次流入旧河河道。这条新开河道后来被称作“南阳新河”或“夏镇新河”。

南阳新河的开通，都使山东段运河有效避开了黄河的侵扰，但是留城以南的运河河道靠近黄河，经常遭受黄河泛滥的侵袭，万历二十一年（1593）黄河在单县黄堌决口，冲毁运河堤岸。万历二十二年（1594），总河舒应龙在微山湖东韩庄开新渠40里，由彭河水道入泇河，用来疏导微山湖、昭阳湖等湖泊的积水。这条新开渠道就是后来泇河的上游河段。万历二十九年（1601）总河刘东星受命继续治理泇河，由万家庄经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开凿新渠道，韩庄以北微山湖沿岸开支河45里。万历三十一年（1603）黄河决口，三十二年工部侍郎李化龙出任总河，在舒应龙、刘东星开河的基础上继续开河，万历三十三年（1605）工程收尾。这条新开的运河河道，由夏镇东的李家口出南阳新河，经过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地，汇合承水、沂水，向南注入直河口泗水故道，跨越苏、鲁两省，流经江苏，入山东，全长260里，史上称“泇河新道”。泇河新道的开通使山东段运河避开了黄河的侵扰，保障了运河全线的畅通，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山东段运河的航程。

明代对山东段运河的治理在整条中国大运河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时间之长，用人之多，工程之大，在运河史上也是罕见的。山东段运河主要围绕水源问题，和避黄问题进行治理。南旺分水工程的实施，南阳新河、泇河的开通使山东段运河基本保持稳定，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咽喉要道，也使得京杭大运河进入全盛时期。

清代继续启用了明代运河，并把治河作为当时政府三大要务之一。对运河只进行了一些整治和维护工作，但清政府同样十分重视山东段运河的治理。明朝末年，战争频发，政府已无暇顾及运河的治理，使得黄河决溢危及运河的事情常有发生。清初，黄河多次决口，侵入运河河道。此时由于黄河漫流及发源流经鲁中山区的泗水、大沙河等河流夹带大量泥沙入运河，使得运河河道经常淤塞。所以，清淤疏浚成为清政府治理山东运河的主要任务。清代主要沿用了明代的疏浚制度，每年一小修，称小挑或小浚；几年一大修，称大挑或大浚。运道出现严重淤堵时政府还会进行大规模治理。同时还重修和新修了大量的水闸。这时期的整治基本保证了运河的畅通。

3 山东运河的遗产价值及旅游开发

山东省境内位于运河两岸的许多个城市，历史上曾因“漕运”发达而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经济文化繁荣之地。昔日的繁华给大运河山东段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目前仅已知的文物点就有一百多处。而今伴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进行，众多学者也再一次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京杭运河山东段这一区域。

京杭大运河在其开凿和通航漕运的漫长岁月里，孕育的运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运河两岸的旅游资源涵盖了文学艺术、建筑艺术、科教文化、工艺美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科学技术、遗迹遗物等多方面内容，吸纳了北部的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部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部的秦晋文化等地域文化的精萃。千百年来，运河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它并没有随着运河的荒废和社会的变迁而消亡湮没，而是以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独有的魅力，保留和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杭大运河所蕴涵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吸引力，使得运河沿岸的一些城市也纷纷推出了以“运河”为主题的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沿线各个城市也都纷纷制定运河旅游发展规划，已有许多项目正在建设或者已经完成。山东运河沿岸的一些地市积极抓住大运河“申遗”升温的契机，借助“运河”品牌发展当地的旅游，纷纷打出“运河牌”。近年来，山东运河沿岸地区旅游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各地市也都在挖掘运河文化，陆续开展和推出一些与运河旅游相关的项目和旅游产品。但是，有关部门重视的程度、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还不够，运河旅游的品牌尚未形成，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有待提高。

虽然山东京杭运河沿岸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不足，观念落后，还没有形成山东运河旅游的整体对外形象推销

目前所谓的运河旅游，也只是运河沿线的部分城市地方旅游的一部分，运河文化旅游呈现支离破碎的景象，运河沿岸景区景点关联性不强，也没有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和项目，“运河旅游”的概念还远远没有走入人们的观念，也没有形成以“大旅游”的理念来指导开发旅游，形成一种地域协调与联合合作发展的意识，山东运河旅游的整体对外形象没有形成。山东运河旅游需要统一规划、开发、建设和营销。既突出各地的特色旅游产品又能以一个整体形象来冲击人们的观念。

2）发展目标含糊、前景定位不明确，促销主题混乱

目前山东运河沿岸的很多旅游城市对自己的旅游发展定位，并未表现出十分明确的目标。而在抓“申遗”契机，借助“运河”品牌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又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如各自的宣传口号中都竞相标榜凸现“运河之都”字样。聊城前些年主打“水”文化，推出“江北水城”的形象和品牌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近年或许是出于借势“运河热”，又提出了“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宣传口号。济宁也提出了“孔孟圣地，运河之都”的宣传口号，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来论证了济宁自古及今运河“河都”的历史地位。临清也打出了“运河名城”的牌子。而台儿庄更是提出了“江北水乡，运河古城”、“运河古城，时尚生活”、“大战故地，江北水乡”、“打造二战纪念城市，再现古运明清风貌”诸多宣传主题和口号。在运河申遗的契机面前，不能一味地往运河旅游上生拉硬靠，而要根据自己的地域特色文脉底蕴来提出真正切合自己的主题和口号。显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各地区做的还远远不够，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宣传效果甚微，令人对其旅游形象的感知模糊混乱。

3）运河沿岸的各地市单打独斗，缺乏协调与联合，没有形成一种合力

运河沿岸各城市都沿袭运河文化一脉也都想借运河申遗之东风，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凸现各自地域特色，彼此之间相互协调互为补充，以达到相得益彰，多方共赢的目的。但目前这些地市基本处于一种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状态。各地市的宣传口号极为相似接近，如聊城市的“江北水城”与台儿庄的“江北水乡”；所提品牌互相重复，如聊城市的“运河古都”与济宁市的“运河之都”，台儿庄的“运河古城”与临清的 “运河名城”。这些旅游地在地域上的空间尺度并不大，而这种做法就违背了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替代原则”，本身相互之间就成为了近距离的直接竞争对手，很难做到共存共荣、协调发展。更何况如果不进行目标市场细分，与江南运河旅游已经发展较好较为充分的扬州段、杭州段直接交锋竞争，由于自身竞争力不强，市场有限，所以生存空间狭小。

4）旅游产品以观赏层次为主，提高型和专业型产品较少

在产品开发上，指导思想落后，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变化的新趋势，不能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地域性优势推出可以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并有深度体验的提高型和专项旅游产品。没有全新的指导理念，旅游产品独特性也不明显，仍以观赏层次的居多，市场竞争力不强，对游客的吸引力比较弱，旅游者重游率较低。而对于一些不易通过传统模式进行开发的旅游资源则没能很好地开发利用，资源开发不足，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如临清的古街巷，微山县的夏镇古镇、南阳古镇，济宁市中区的地名等，某些文化品味很高历史价值很高的资源甚至在这种大众化的旅游模式下失去了其本质核心的独特性而流于庸俗，致使其旅游吸引价值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