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兴

目前学界对于容闳和孙中山二者的比较研究还相对薄弱。本文拟从二者的个人经历即各自的生命轨迹来探讨二者的异同，从中窥视先贤在探索近代救国道路上的多种努力及其所付出的艰辛。

一

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1835年进入澳门郭士力夫人学校，到1942年迁香港就读，再到1847年随布朗夫妇赴美留学，在这十二年中，容闳学习英语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也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接受的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西方教育，但是教会学校对其观念上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1847年1月4日，容闳跟随布朗夫妇踏上了留美的征程。1850年夏，他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入读耶鲁大学。在整个大学期间，中国的可悲状况时时出现在容闳的脑海中，那令人痛惜的一幕幕，使他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他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他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1]怀着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已入美国籍的容闳在1854年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中国，去寻找他救国的路径。

回国后，情况并没有像容闳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其所要教育救国却一直无门。1863年初，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接见让容闳此后的生命轨迹发生改变。曾国藩拨付大笔资金，派容闳出国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容闳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信任，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因曾国藩的奏请，获得清廷授予的五品候补同知官衔。在不断的交往中，容闳通过不同渠道多次向曾国藩提出派遣中国幼童赴西方留学的计划。1870年，由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奏请的留学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容闳成为带队出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就在容闳于洋务运动中大展身手时，年幼的孙中山也像先辈容闳一样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1879年，13岁的他随母亲赴檀香山，入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就读，1882年毕业后就读于奥阿厚书院。1886年，孙中山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第二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正式毕业。毕业后，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在目睹了下层百姓的穷苦与上层官僚的腐败，对比了国内的落后与国外的繁荣后，孙中山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单凭自己的医术，做好一个医生，只能为一部分人治病，医道纵然再高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也不能使广大贫苦群众真正摆脱苦难，而‘医国’比‘医人’更重要。”[2]

1894年1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家乡，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在书中，孙中山指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3]孙中山将其上书的对象选定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是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以其位高权重，是推行国家改革的最好实施者。当他千里迢迢赶到天津，向李鸿章投递了建议书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无独有偶，这时的容闳也将国家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晚清重臣身上，不过其看重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张之洞。因为在李鸿章没有顶住压力而支持清政府废止幼童留美计划后，容闳已对其失去信心。1895年，容闳抵达上海径直去南京谒见张之洞，然而张之洞冷漠傲慢目空一切的神态使其警惕起来。在与张之洞会面时，容闳提出了“依照西方的方法重新组建内部机构，使之系统及规范化，从而使中国行政机构在西方的原则和观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改革”[4]的计划。然而，张之洞却对此计划无动于衷，在其回迁湖广总督任时也没有邀请容闳一道前往。大失所望的容闳独自回到上海，先后劝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国家总银行和建筑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也都以失败告终。

以晚清重臣为首推动中国改革的希望破灭后，容闳和孙中山暂时走向了不同的救国道路。

二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对没落腐朽的清王朝失去信心，决心用武力来推翻它。1894年11月24日，他联合志同道合的同志于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与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会晤，商讨成立组织、进行反清起义之事。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为新的兴中会，入会者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宣誓入会。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杨衢云等领导同志就开始策划针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895年春，为了筹划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设立农学会，“以研究农学为名行掩护革命进行之实”，实际上是广州起义的省内总机关。[5]杨衢云等在港人员则积极开展筹款、舆论宣传等筹备活动，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然而，经过半年多精心准备的起义却由于举义时部分队伍未能如期到达而流产。起义失败后，受到清廷通缉的孙中山逃往日本，而后辗转美国、英国。1897年8月再次抵达日本，结交日本友人继续反清革命。

与直接转向革命的孙中山不同，容闳在希望晚清重臣变革的理想破灭后，却由于历史巧合与维新派走到了一块。“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建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修筑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打报不平。借助洋务派以期达到制度改革的努力失败后，一股要求改革政治制度的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和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6]容闳积极参加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并对维新派的主张表示支持，其在北京的寓所也成为维新派商议约会的场所。

光绪帝与维新派积极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却在当年9月因慈禧发动政变而失败。容闳由于参与其中，受到清廷的“撤差”和通缉。经过一番周折，容闳成功从北京逃了出来，躲进了上海租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中国改革派力量再次高涨，并出现了联合趋向。容闳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开始注意革命派力量，经容星桥（容闳族弟，在香港与孙中山相识并加入了兴中会）的介绍，与革命党人接触，并力图在革命势力和改良势力之间斡旋。3月时，容闳赴新加坡游说康有为与兴中会合作。[7]4月，在香港与谢缵泰和杨衢云等兴中会领导多次密谈，讨论联合与合作问题。[8]

八国联军入侵后，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部分维新派和革命人士集会上海张园，召开“中国议会”，容闳当选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8月，唐才常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后遭张之洞破坏起义失败。此前，容闳还致电张之洞，希望其另立新政府，以图中国自强。自立军起义前容闳积极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也希望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到通缉的容闳才知道“张之洞见八国仍承认两宫回銮，乃出奏通电拿我，就地正法，恐我前电与彼有牵涉，先发制人，真巧宦也。”[9]

义和团运动时期，孙中山也认为革命时机来临，积极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以呼应自立军在武汉的起义。为联合以容闳为会长的国会及其他力量一同反清，1900年8月22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密赴上海。行前他在与别人的谈话中就说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10]孙中山于8月29日抵达上海后，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失败，为了安全起见，乃决定再次赴日。

遭到通缉的容闳，在国内也呆不下去了。1900年9月1日，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和化名为“泰西”的容闳，经容星桥牵线在赴日本长崎的游轮上相见了。

三

容闳与孙中山一见面就相谈甚欢，产生诸多共鸣。上岸后，容闳入住长崎南山手町库利夫旅馆。当晚，孙中山就在容星桥的陪同下到旅店访问容闳，二人从傍晚5时一直密谈到晚上9时半。孙中山在离开长崎前往神户前，又再次访容闳。

容闳在与孙中山见面后不久，就离日赴香港了。1901年其在与来访的刘禺生交谈时，认为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11]不过，容闳并没有完全断绝与保皇派的来往。1902年他回美国定居后，康梁曾多次到其寓所访问。他与孙中山在日本见面后，也没有什么密切来往，“或许在1908年之前，容闳与康梁的维新派过往仍密，阻碍了他与孙关系的进展。”[12]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保皇党失去了诉求目标，无法再号召华侨继续“保皇”了，实力一落千丈。[13]此前，康有为在财务问题上公款私用让容闳十分不满，他在1908年8月17日致谢缵泰的书信中就强烈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此后，容闳与保皇党渐渐疏远。

这时，倡导“中国革命计划”以推翻清政府的美国人荷马李和布司找到了容闳。他们希望物色一位合适的中国政治反对领袖，商量后认为孙中山最为合适。1910年2月至3月中旬，经容闳联系后，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结合所有反清力量的“革命联合组织”，孙中山为联合组织的总理。孙则任命荷马李为军事指挥官，赋予领导各方革命武力之权力，任命布司为海外财务全权代理人，为联合组织商洽贷款，筹集资金。1910年3月10日，孙中山与布司就贷款情况达成协议，贷款总额共计363万美元。孙中山对布司在美筹款显得十分乐观，他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还致信容闳，建议把贷款提高到1000万美元。虽然孙中山承诺对所借款项事成之后加倍偿还，但是布司根本无法在注重现实利益的美国商界筹到孙所希望的款项。

布司筹款的失败，使得容闳大失所望，甚至对孙中山的事业都持怀疑态度。1910年11月10日，容闳致信布司，批评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适合中国。“当初雄心未泯，兴致勃勃参与中国革命计划的容闳老先生，因见筹款工作未有进展，亦萌生退意，舍孙逸仙而传向支持袁世凯了，也许是为了其子未来仕途着想只顾。”[14]当1911年1月，孙中山第四次抵达美国时，没有与荷马李、布司会晤，也没有拜访容闳，也许是他已对中国革命计划失去信心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已身患中风，卧病在床的容闳异常激动，让儿子代笔给孙中山等革命派写了一封贺信。12月29日，容闳在写给谢缵泰的信中还吩咐道“在南京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他，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15]

孙中山也没有忘记容闳，1912年2月其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不久，就写信邀请容闳回国：“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16]

孙中山的“鹄盼”没有实现，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逝。孙中山自己在1912年4月初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为了捍卫民主共和相继发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为了促成北伐发起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直至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

后人在评说容闳时都会认为他始终顺乎历史潮流的滚滚向前而不断前进，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人们也喜欢把他和孙中山相比，有学者就这样认为“容闳的思想比同时代的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要先进和超前得多，也就是说他在1854年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平等、自由、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成熟。即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也无法与容闳相比。只有孙中山，容闳与他的思想才真正发生共鸣，俩人终成为推翻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志同道合者。”[17]

实际上，从人生轨迹来探讨容闳和孙中山，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相同与相异。类似的西方教育背景，强烈的爱国情怀下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使得容闳和孙中山在近代的政治舞台上不懈奋斗。然而，二人却又不尽相同。容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初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势力。当历史的潮流冲毁了晚清权臣企图筑起的洋务堤坝时，他与维新派一起登上了救国的舞台，却并没有完全割舍对张之洞之流的期待，直到被张之洞追捕才无奈弃之。当维新势力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保皇力量时，容闳才响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推翻清王朝，不过，却一直没有中断与康梁的联系，直至无皇可保以及康有为中饱私囊的丑行事发，他才愤而离之。当感觉到孙中山的努力目标无法实现时，容闳想起了袁世凯。

容闳的前进有着一步一回头的动摇感，孙中山却是走得那样坚定果敢。他在改良的愿望破灭后，义无反顾的走上了革命道路。不断的起义，不断的失败，伦敦蒙难、广州蒙难都没有让他意志消沉，相反却让他越挫越勇，直至生命终点。

纵观二人的生命轨迹，虽有不同，但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奋斗方向却是一致的。容闳虽然不及孙中山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却也能紧跟时代潮流，其强烈的爱国情怀，必将随时间的流逝而为后人怀念。

[1][4][17]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44-45，288，前言第6页.

[2]950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91，130.

[3][10][1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15，115，198.

[6]雷颐，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晴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338-339.

[7]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7.

[8]谢缵泰，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文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308.

[9][15]刘禺生，著.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110，326.

[12][13][14]张忠正.孙中山与美国人合作的中国革命计划（1908-1911）.载《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15，318，32.

[1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