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

（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5）

禁苑位于国都长安之北，从面积上来说是三苑中规模最大的，但是，它比较汉代上林苑却要小的多。汉上林苑的范围，东至蓝田，西至周、户，南至秦岭以北，北至渭河以南。隋唐苑囿地区的相对缩小，不仅是都城附近地区农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在防御上更加有效。唐代长安禁苑扼据宫城与渭河之间的要冲地段，渭河是卫戍国都长安的第一道防线。禁苑三面有苑墙和苑门，这是保卫京城的第二道防线，加之禁苑内驻扎禁军神策军、龙武军、羽林军，设左军碑、右军碑，[1]因此，禁苑与西内苑、东内苑三个相互连接的大区域构成了拱卫京师的一个重要军事防区。有唐一代发生的三次玄武门之变和唐将李晟平叛朱泚之乱，均与禁苑相联系，充分凸显了禁苑的重要军事战略作用。

一、三次玄武门之变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发生在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射杀了皇太子李建成，最终解决了他与李建成之间长达数年的储位之争。对于这次事变的成败，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取决于守卫宫城北门的禁军，而北门的重要则是由唐代都城建制形式决定的。“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2]这是从都城建制上为我们认识玄武门之变提供了新的角度，先生的学说也被学界称为“玄武门学说。”不管怎样，从地理上讲，“实际上唐朝前期的这许多政变，除了中宗复位发生在洛阳外，其余全发生在太极宫。太极宫前地势的低洼，加上南门有大量南衙卫兵，因此自北门突破居高临下便成为政变者选择的方式。玄宗后来搬到地势更高的大明宫后，便在气势下（引者按：下疑当作上）压倒全城，形势也为之一变。”[3]孙英刚先生的这一说法不仅是对“玄武门学说”的深化，更为我们深刻认识这一事变提供了更好的视角。依照这一看法，发生兵变时，李世民居所在西内苑弘义宫，弘义宫在玄武门之西北，地处龙首原南坡，也具有居高临下之势。所以，在政变时世民由弘义宫经玄武门进入皇宫，并在临湖殿附近设下埋伏，最终成功的射杀了太子李建成，消灭了自己的政敌，取得了这次政变的最终胜利。

第二次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七月，节愍太子李重俊欲消除韦武集团，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发左羽林及千骑兵三百余人，杀死了武三思及其党羽。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追至肃章门，直奔中宗、韦后的寝殿。韦后见变，急拥中宗驰赴玄武门楼。中宗据门槛呼李多祚等所统千骑，如能斩多祚等，保其富贵。千骑王欢喜等倒戈，斩多祚等于楼下。太子重俊率部属百余人突围而出，奔终南山，中宗令轻骑追之。“至鄠县（今陕西户县）西十余里，骑不能属，唯从奴数人，会日暮憩林下，为左右所杀。”[4]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

这次政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子没有挟持到当权者唐中宗，以致太子与多祚进至玄武门时，没有立即发起攻击，却“狐疑，按兵不动，冀上问之。”[5]进而遭到失败。而没有挟持到中宗的原因是太子没有控制太极宫中的战略要地玄武门，并由此进入，而是绕过宫城至城西杀二武，延误了过多的时间，引起宫中有所觉察，而转移阵地，接着进行反攻，进而导致政变的失败。

第三次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景龙四年（710年）六月，韦皇后和其女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唐中宗李显，立年仅十六岁的李重茂即帝位，改元唐隆，韦后临朝称制，并引用其党企图加害中宗之弟相王李旦和其妹太平公主。相王之子临淄王李隆基时在长安，见诸韦擅权，暗中集结力量以谋匡复社稷。兵部侍郎崔日用本依附韦后之党，知其逆谋，恐将祸及自身，乃遣人密以韦后之谋告知李隆基，劝他先发制人。于是李隆基和其姑太平公主等密谋先事诛之。六月二十日，李隆基与刘幽求等“微服入禁（苑）中，羽林军将士皆屯玄武门。”[6]入禁苑后，集合于禁苑总监钟绍京衙舍。夜间羽林万骑将领葛福顺、李仙凫入苑与众人相会。二更时分，李、葛二将返回玄武门羽林军营，拔剑斩羽林将领中的韦氏党羽，然后对将士说：“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5]羽林将士皆欣然从命。三更时分，李隆基率羽林兵入玄武门，直奔太极殿，处死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政变遂告胜利。

由上可见，这次政变胜利的原因主要是李隆基能抓住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要素。天时：在政变前以韦武集团毒死中宗为契机，及时制定制敌取胜的战略计划，并以为先君报仇为口号，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地利：拟定了正确的行军路线，一路由禁苑出发，居高临下，自北向南，杀向太极宫，直捣黄龙；另一路，占据战略要地玄武门，里应外合，制敌于死地；人和：政变之前李隆基能笼络人心，厚结羽林万骑，并得到兵部侍郎崔日用的通风报信，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而秘密行动，加之指挥果断，最后大获全胜。

二、平叛朱泚之战

唐将李晟平叛反将朱泚之战，是德宗建中年间以唐王朝为代表的统一势力与割据势力进行的一场对决。这场平叛的胜利充分利用了禁苑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

建中四年（783年），淮西帅李希烈围唐将哥舒曜于河南襄城，德宗急调兵增援。十月，增援的泾州兵路过京城，因不满赏赐发动叛乱，叛兵以朱泚昔有恩于泾原，推为帝。由是，朱泚盘踞长安，并入住禁苑白华殿，在禁苑驻扎主力。兴元元年（784年）五月三日唐将李晟率大军讨伐朱泚，到达通化门，向朱泚军队挑衅，朱军不敢出来迎战。第二天早晨晟与诸将领商议对敌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部下大多主张先攻打外廓城，占据坊市后，再北上攻占宫阙。然而，李晟分析战局认为：“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狭，间以居人，若贼设伏格斗，百姓嚣溃，非计也。且贼重兵坚甲，皆自苑中，若自苑击其心腹，彼将图走不暇，如此则官阙保安，市不易肆，计之上也。”[4]这是一个高瞻远瞩，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先入禁苑，攻敌主力，占领龙首原要地，促使敌军溃逃，这样可避免京城建筑遭到战争的破坏，确保长安宫阙的完好，更能使百姓不受涂炭。众将十分认可这一战略部署并约请勤王诸军会期攻城。

五月二十五日，李晟率军到皇城东北的光泰门外安营扎寨，兵锋直指朱泚皇宫。朱泚见状非常惊慌，次日即派军出战，妄图乘李晟立足未稳，将其击败。战之，朱泚军大败。李晟军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败之，叛军走入禁苑中的白华殿。翌日再战，诸将请待西路军来夹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如待西军，恐失机便。”[4]于是，晟大集诸将于光泰门外，并于先天夜里派兵拆毁了两百多步长的禁苑北墙垣，准备以此作为进攻皇城的突破口。李晟军到达时，叛军已经将拆毁了墙垣以木头堵好，于是拔栅而入，贼即奔溃。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之。左右呼曰：“相公（李晟）来！”贼闻之惊溃，朱泚率残军败将万人西逃，余下的叛军都投降唐军。当日李晟军进入京城，平叛反将朱泚之战宣布告捷。

这场平叛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晟的卓越指挥才能。这个卓越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在作战时选择了光泰门这一突破口，为什么以此为突破口，最终会胜利？原因是，光泰门是唐代禁苑东面的第一门，地处龙首原的东端，居高临下，由此西进，地势开阔，京城之内，俯视瞭然。在不扰民的情况下，一举消灭叛军主力，进而控制国都制高点，长安城必然唾手可得！

除上述之外，禁苑的重要军事作用还体现在国难或国乱时，苑门也是皇帝出逃的安全通道。如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乙未凌晨，（玄宗）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秦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4]安史叛军兵逼长安，唐玄宗李隆基从此门出逃。白居易《长恨歌》曾写道：“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其中的“都门”就指的是禁苑的延秋门。

三、小结

总之，由于禁苑是国都长安的一个重要军事防区，加之国都长安城的玄武门紧邻禁苑，禁苑的苑墙、苑门和卫戍组织，对内具有保护禁苑内部建筑设施的安全，对外与渭河构成重要的安全屏障，加之地理位置具有居高临下之势，谁拥有之，谁将胜。由上述三次“玄武门之变”和唐将李晟收复叛将朱泚之战，均与禁苑关联，充分显现了其重要的军事作用。

[1]王漙.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3]荣新江.唐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程大昌.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