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鹏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0）

范晔《后汉书》在唐时跻身前三史，在正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皆谨于年表，而范晔《后汉书》仅有纪传，而表志未立，萧梁时刘昭补注旧志，不及表，梁启超认为“表志作为史书之筋干[1]”，对研究史书具有重要的意义。除宋人熊方在宋高宗年间撰成《补后汉书年表》十卷以外，然其余补《后汉书》年表佳作都出自清代，清代《后汉书》补表达到了一个的高峰。

一、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的繁荣

梁启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其实是一种“思潮”的体现，而这种思潮导致了学界的取向，从而导致前期“经世致用”之学和后来考证学的繁荣。“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

二、清代以前关于《后汉书》补表研究

宋熊方撰《补后汉书年表》，全书有《同姓王候》两卷，《异性诸侯》六卷，《百官》四卷，共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充分肯定了熊方的补表，认为“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熊方在《补后汉书年表进状》中说：“至范晔为后汉书，又先书而殒，使表志未立。至刘昭补注诸家之志，表又缺之。则欲成此书，当在今日。臣遂集补年表十卷……仿班史撰著两汉人表，以补范史不足”[3]。至此《后汉书》成一代完书者是也，虽然其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但史学价值的地位不言而喻。梁启超评价“熊方有《补后汉书年表》若干卷，实为补表志之祖”[4]。

三、清人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考证及特点

清代在朴学风气之下,《后汉书》的考据、校注、辑佚之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而《后汉书》缺表志这一客观事实也为考证学着开辟了一块乐土。清代著作流于世的有：

（一）诸以敦，字艮麓，号爱堂，钱塘人，福建长乐知县，师从钱大昕。撰《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五卷，同姓王候表一卷，异姓王候表一卷，百官表三卷，后遗补同姓王候表，异姓王候表和百官表，后来又进行了续补。清代潘衍桐著《两浙輶轩续录》中记载“艮麓，丈壮歲仕，闽以忧归，即不复出，生平尙气，谊重然诺，尤笃于戚族，间凡有諈诿，靡不竭心，力以赴之，诗笔豪宕，闲作小词，暮年键户，著书专攻，史籍所著《熊方后汉书年表校》，《补东汉朔闰表》，已刊行尚有《淮南子高注校补》，《通志氏族略辨证》及《吉莫吉斋丛稿》未梓藏于家。”[5]诸以敦在读熊氏补表后觉舛漏尚多，恐疑误后学，再加上酷爱史学，于是打算补熊氏表。他在自序中言：“高庙搜访遗籍录入袐阁，适古歙鲍君以文得宋镌本，请吾师钱竹汀詹事勘审，抱经卢学士又重加考订……於展阅数遍，觉两先生所校舛漏尚多，若非分修整明，仍恐疑误后学，而卢氏移改之处有未经祥考者，转以贻将来之口实，因取全史参互而厘正之。卢氏采章怀注所引东观记，续汉书，谢承书，以及水经丽注补其缺，而於袁宏后汉纪，金石录诸书皆未及焉……今取其可信者，兼载数条金石遗文，缺然可据，间为征引，足资讨核。”[6]

（二）万斯同撰有《东汉诸帝统系图》，《东汉诸帝统系表》，《东汉诸王世表》，《东汉外戚侯表》，《东汉宦者侯表》，《东汉云台功臣侯表》，《东汉将相大臣年表》，《东汉九卿年表》各一卷。万氏早年师事黄宗羲，酷爱史学。他认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人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人史者也。”[7]万季野之书刻印多次有，李邺嗣，朱羲尊，阮元，黄宗羲，吴锡麒等先后为其作序，并受到他们极高的评价。

（三）钱大昭著《后汉书补表》八卷，作于乾隆四十二年，清史稿云：“钱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大昕弟。……大昭于正史尤精两汉……又以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只取材范《书》、陈《志》,乃于正史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氏之旧，而略变通之，著《后汉书补表》八卷。计所补王侯，多于熊《书》百三十人，论者谓视万斯同《历代年表》有过之无不及”。[8]其中卷一诸侯王表，卷二王子候表，卷三光武明章和安顺沖功巨候表，卷四桓灵献功臣表，卷五外戚恩泽表，卷六宦者候表，卷七，公卿表上，卷八公卿表下。“得诸侯王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功臣侯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泽侯八十九人，宦者侯七十九人。偶有异同，加辨证焉”[9]。此外，还作了公卿表，凡三公拜罢，都各自依据本纪，胪列其列卿中可以考订者，按照次序补入。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优阙互见。例如只有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度辽将军任为边将，权重如太守，但是《公卿表》将之并列一格，在司空下，光武帝时，军中所设置的大将军，如吴汉、杜茂、景丹，只不过是一将之任，与西京霍光、王凤等作为大将军完全不同，而《表》中一并列入。司隶校尉的职权较重，河南尹以下七郡都是其属地，表中却只列河南尹，而不列司隶校尉。这些都是拘泥于班氏体例而不敢有所出入所致。诸侯王都是皇子，王子侯都是王子，其部居截然有别，钱氏将之分为两表，非常合乎史例。光武子沛辅等，既列入《诸侯年表》，又列入《王子侯表》。余姚卢文弨给予极高评价，他在《后汉书补表序》中大赞钱大昭“其学浩博无涯涘，其思绪细密，精识洞达，治经而经通，于周、秦、汉、魏之书，无不爬罗剔抉。俾夫善读史者，更得参互考证，以资其闻见。于凡政治之污隆，职官之贤否，一开卷而了如指掌，以之为津筏也可，以之为龟镜也可。余之所谢不能者，而钱君优为之。”[10]而后学秦鉴在《后汉书补表跋》中也言钱氏著作“叙事简洁，而考证审密，则其精又何如也！近时史学推鄞县万季野先生，今万之列代史表具在，平心而论，能及此书之渊博精审否？”[11]钱书卷首有卢文弨序、自序及条例。“条例”中，对熊氏补表驳正甚详。

（四）华湛恩，著有《后汉三公年表》一卷。沈懋德在《后汉三公年表跋》中云：“华广文子屏，字孟超，金匮人。好学博古，孜孜不倦。官安徽太和县教谕数年，又尝行万里路，省亲黔南。家在锡山之南，藏书满屋。……兹录其后汉三公年表，以补司马彪之阙。”[12]《后汉三公年表》一卷,华氏认为三公作为重臣，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设置三公目的是权力分散，而不是皇帝一人独操大权，如果皇帝一人独操大权，容易轻信小人而使权力控制在宦官和外戚之手，他认为东汉灭亡的教训就在于此，他在《后汉三公年表》中道：“三代之盛，朝廷必有重臣……夫天下之大权，人主不能以一人独操之，明矣，必与人共操之，故重臣之权尊，则人主安坐于上，而权不患其旁落……夫天下之势，有内重，有外重，惟内重足以制外臣之疆，而外重足以消内重之衅，故天下相维而不败。若东汉，则内外交无重也。既无腹心之臣以寄命託孤，又无疆诸侯以屏藩王室，则外戚，宦官复何惮而肆其奸哉！此后汉之失也，读史者所以致意于后汉之三公也。”可见他对三公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作用有相当深刻的见解。

（五）黄大华，清代史学家。字菊友。武昌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授浙江德清县知县。公余钻研经史，著述颇丰。撰有《东汉皇子王世系表》、《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东汉三公年表》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二十一种。华湛恩撰《后汉三公年表》其三公有：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司徒，司空，太尉等“三公”之称。而黄大华在《东汉三公年表》中撰有除上述官职之外曾记“太傅”官职。“太傅”在西汉曾两度短暂复置该职位，东汉则长期设立。以后各朝代都有设置，但多为虚衔。可见黄大华较之华湛恩更加详尽。东汉的皇子王孙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尤其是东汉后期在外戚和宦官轮流僭越皇权时代，他们扮演扮演者非常尴尬的角色。《东汉皇子王世系表》详尽准确的标注了二十九个皇子王世的世袭情况，比万斯同的《东汉诸王世袭》记载的多了两个王，而且比万斯同记载更详尽，比如：沛献王辅，万氏只记载六世，而黄氏记载八世。

（六）练恕，字伯颖。广东连平县人，生于清道光元年，卒于道光十八年。在世仅十八春秋，虽然英年早逝，但却成为清代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史学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而且他有生之年并未见熊方，万斯同，钱大昭等人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后汉公卿表》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之中。《后汉书公卿表》是按年序列东汉公卿大臣的职称，姓名，以及迁升死亡的时间地点等线索撰写而成。

温训在《后汉公卿表序》中曰“：盖自九岁好读汉书，四五年后诸史，通鉴，略皆浏览。而尤喜表志之学……作此表时，并未见熊广居，万季野，钱晦之诸书，而搜考精密，疑非髫龄之年所能为。”[13]搜考精审，条理清楚，堪与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相互益。如“大司马”，万斯同仅列吴汉一人，而练恕补曰“：孙咸，评秋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事”，又如“建武四年”，万氏漏列东汉重要官职“司隶校尉”。练恕补曰“：宣秉，司隶校尉宣秉迁大司徒”。其考证之详可见一斑，然“钱表识熊氏兼载长乐并太子傅等官为不明官制，故其书於五府九卿外，惟列执金吾，河南尹。伯颖此书不表大将军，河南尹，而有司隶校尉。今悉仍其旧，间有缺漏，不敢补入，所以存其真。”[14]

结语

乾嘉历史考据学虽然其有一定的弊病，但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就像瞿林东先生评价的：“18世纪的中国史学以其著名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慎密的历史考证，久负盛名，其影响所及直至于今。当时的考据也有弊病，那时考据末流所为……故就整体与主流来看……实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15]从上边各种《后汉书》补表看，补表发展是一个渐进和互补的过程，史料也是一个不断充盈的过程，从而超越前代学者，形成了尊重事实，无证不引，无证不信的之学风气，把史学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后汉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2][4]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2.12..312.

[3][9][12]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253.625.

[5]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补遗卷二.清光緖刻本.1891.

[6]诸以敦.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51.

[7][8]清史搞·卷四百八十三·列传二百七十·万斯同列传[M].中华书局，北京：1977.13345.13236.

[10][11]杨翼骧、孙香兰.清代史部序跋选[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4.65.

[13][14]温训.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4.597.

[15]瞿林东.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序[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