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兰

（江苏省沛县博物馆 江苏 沛县 221600）

从人类第一件乐器的诞生，到今天大型交响乐的建制，乐器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琳琅满目的乐器族群里，有的创新延续，有的融汇变通，有的定格在历史文献里，还有的像流星一样消失在无尽的夜空。我们庆幸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同时也为消失者感到无奈和遗憾。筑，我国古代击弦乐器，在它的身上，就有淘汰者的无奈和消失者的遗憾。本文谈论筑的前世后生，旨在引起人们对器乐文化的关注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一、筑——战国时期的流行乐器

筑像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打开史书，筑就伴着燕赵悲歌齐鲁乡音不绝于耳；合上书本，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不会忘记它，因为它与我国古代两首著名诗歌紧密相连。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为报家仇国恨，送荆轲刺杀秦王，临别时太子丹在易水河畔设宴为荆轲壮行，荆轲激情而歌，高渐离和歌伴奏，伴奏的乐器就是筑。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描述了当时凄愤悲壮的情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荆轲的歌、高渐离的筑、太子丹的情、壮士的酒，在易水河畔凝聚成一首不朽的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决绝之士义无反顾走向战场。乐师高渐离是荆轲的后继者，荆轲倒下后，高渐离以高超的击筑艺术作掩护，又走近了秦王。“稍易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于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向秦皇帝，不中。”此时的筑，已不是一件乐器，已成为复仇者手中的利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留下的千古绝唱《大风歌》。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后，启跸回銮，凯旋途经故乡沛县。刘邦走下高车，脱下皇袍，置酒沛宫，邀宴父老，酒席间，众人不拘礼节，随座交谈，借着酒兴，刘邦让人取来一个筑，一边击筑，一边高声咏唱《大风歌》。英雄年迈，壮士途穷，抚今追昔，不禁潸然泪下。此时的刘邦仍不尽兴，又召来一百二十个少年儿童，组织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少儿合唱团”，刘邦亲自指挥教唱，于是《大风歌》的旋律在沛县上空回荡，千年不绝，传唱不衰。

把酒、吟诗、击筑、高歌，也许是筑常常伴随着大义懔然、豪气纵横的故事闪现在史书之中，因此有人视筑为悲壮的乐器。

筑不仅为宫廷名士所钟爱，同时也曾在市井坊间流行。《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由此可见，当年的筑如同今日青年人手中的吉他、脚下的足球，普及程度相当高。筑在老百姓眼里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乐器，读书人看来，筑同琴瑟一样，具有“以礼修身，以乐治身”的教化功能。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少年行》中写道“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李白曾经到过燕赵旧地，结识了许多像荆轲、高渐离那样的慷慨之士，从他们身上，李白感到的燕赵遗风仍在流传。北宋学者陈暘所著《乐书》，为当时音乐史上的百科全书，其中收录了筑的相关文字和图像。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的乐器，自宋代以后，却只见记载，不见实物了。筑为何失传？我们不妨从筑的型制入手作一探究。

二、筑——歌舞的伴奏乐器

史籍记述，筑是一个狭长的木质乐器（侧面看像一口拉直的铡刀）约有一半是柄状实心木，是手握持的部位；另一半则是空心的共鸣箱，头部有五个弦轸，尾部设有一个弦枘，可设五根弦。这就是五弦筑的基本形状。

在我国古代音乐“八音”分类中，筑属于“丝”，它与琴、瑟、筝同宗共祖，尤其与筝更为近亲，故有“筝筑同源”之说。筑的主要特征是有一个长长的把柄；筑的发声不是用手拨弦，而是用竹尺击弦，由“竹”而“筑”，这是筑的名字由来。古今中外的乐器，除了纹饰装饰之外，乐器的每一个部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允许“盲肠”的存在。长长的把柄，作用就是便于用手把握，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彩绘棺头“神兽击筑图”和连云港海州出土的汉墓彩绘食奁上的“击筑歌舞图”中，筑的演奏姿式更加形象具体，也就是说筑的演奏姿式是用手把握，而不是像琴、瑟、筝那样平放着演奏。用竹尺击弦发声，目的是加大音量，竹尺的挥动，能给演唱者带来起落收放的节奏感，带有指挥棒的功能，。另外，一手握琴柄，一手握竹尺，这样就延长了演奏者的肢体，扩大了幅度，有利于演奏者载歌载舞地尽情表演。“握柄击弦”是筑的主要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舞三者密切相关，古人对乐器演奏与诗、歌、舞等艺术形式的关系已经具备这样的美学思想：即无论什么样的乐器都是物质手段，而吟诗、唱歌、舞蹈这三者都是用人的身体完成的，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更为直截了当。因而古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如《礼记·乐礼》载：“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动其心，而后乐器从之。”在古人眼里，虽然乐器也具有表达心声的作用，但相对诗、歌、舞来说，它常常处在伴奏从属的地位。汉代重要历史遗存画像石的百戏乐舞图中，这种场面比比皆是。战国时期的五弦筑，体量小，音域窄，容易上手好把握，移动柱码便于转调。笔者认为，古代的五弦筑如同今天的吉他，主要功能是为歌唱者定音高和击节伴奏。若从伴奏功能上讲，琴的音色柔美，适用于文唱和坐唱，筑的音色阳刚，更适合武唱和舞唱。而在独奏方面，五弦筑比起七弦琴就逊色多了。“俞伯牙弹琴”的故事，说明琴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自己的独奏曲目《高山》和《流水》，它不仅能为诗、歌、舞伴奏，而且还能单独演奏，并始终朝着独立演奏的方向发展，因而古人视琴为“丝”的代表乐器。两汉以后，筑又有了发展，从五弦筑增至十三弦，无奈琴筝后来居上，无论是音色、音量和表现力，筑都略逊一筹。琴、筝、筑三者相比较，可以说筑始终处于“既生瑜，何生亮”的弱势地位。

三、走进博物馆的筑

琴和筝的发声，都是演奏者用手指或指甲弹抓琴弦、按揉琴弦，演奏者与乐器是在零距离接触中完成乐曲的，这更符合古人所谓“心、手、器三者相应”的演奏要求。在表达人的心声方面，琴和筝更为直接、更为细腻、更为传神。而用竹尺击弦的筑，就略显不足。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乐器的发展，除非该乐器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音响效果和不可动摇的功能作用。在“丝”的家族中，在姊妹乐器的相互竞争中，无论是结构型体的改造、创作曲目的丰富、还是演奏技巧的提高，筝和琴的发展，使筑（包括瑟）相形见绌，尤其是古筝成为民族器乐独奏、合奏的主流角色后，它把同根生的筑，逐步推向历史博物馆。

把筑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带回来新鲜的胡乐，以及大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器乐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原乐器。如琵琶、羌笛、胡笳、胡角、筚篥、箜篌、木叶、匏琴、羯鼓、毛员鼓、答腊鼓等，都是汉唐时期先后传入中原的，为汉族人民所热爱。有专家对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的240个乐舞洞窟调查统计，有乐器约4000件，乐伎约3000人，不同类型乐队500多组，乐器种类44类，其中多数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乐器。有些乐器进入宫廷，并在各种形式的乐队中担任主角，如琵琶，羌笛等。外来乐器的优势，使古老的中原乐器得已借鉴发展，同时也使部分乐器萎缩消失。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洋琴”（相对古琴而言）传入中国，“洋琴”（后定名扬琴）音量宏大、音域宽广、音色清脆优美，扬琴产生于中东，与古老的筑异曲同工，都是击弦乐器，筑与扬琴相对比，更显得单薄简陋了。笔者认为，正是古筝的崛起、扬琴的比较，加上汉唐时期外来乐器的挤压，迫使古老的筑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四、涅槃再生的筑

筑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和遗憾。但是，无论从完善中国民族音乐史的角度，还是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场来说，都应该让绘画中的筑发声，使明器中的筑复活，让这件古老的乐器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毕竟古老的筑承载着许多历史的信息。

完成这一课题既困难又容易。筑虽已失传，“礼失求诸野”，我们在民间仍可见到它的早期形态。我国广西的壮族、云南碧江、南坪的佤族有一种“竹琴”，是在一段毛竹上割出四根狭长的竹皮（相当于弦），两端用竹码撑起，用细竹竿敲打竹皮发音；竹皮下方的竹筒壁上开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出音孔，利于毛竹筒中的空气与竹皮的振动产生共鸣。与其它弦乐器不同的是竹琴两端的码子是在要敲击时才支撑起来。竹琴与筑可谓“质”不同而道和。有竹琴作参考，加上我们考古的发现和丰富的科技手段，让筑复活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完成这一课题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热爱民族器乐文化的心，二要有制作木制乐器的手，三要有通音律的耳。三个条件并不难，难得的是集三者于一身。这个人终于走出来了，他叫郝敬春，来自汉文化的发祥地——江苏沛县。

作为土生土长的沛县人，郝敬春出生于音乐之家，自幼随父亲学习音乐和乐器制作，先后在地方剧团和乡镇文化站从事基层文化工作。30多年职业生涯过去，郝敬春的“两手抓”变成了“两手硬”——音乐修养和乐器制作技艺统一完善。汉文化的浸染，加上职业的敏感，郝敬春一直对汉高祖刘邦击筑而歌的事铭记在心。1996年，首届沛县刘邦文化节成功举办，开幕式上百台古筝齐奏“大风歌”场面使郝敬春萌发了恢复研制筑的念头，但苦于手头资料太少，所有资料只是《汉书》和《康熙字典》中有关筑的只言片语。郝敬春决定以筑的失传原因为切口，结合自己多年的制琴经验，去完成对筑的复原工作。

庆幸的是，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漆棺上绘有神兽击筑的图像，长沙咸嘉湖西汉王室墓出土了明器“五弦筑”实物，随着这些历史遗存的发现，在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支持下，郝敬春先后走访了湖南博物馆、湖北博物馆、西安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在对史料、图像、实物三者反复核查相吻合的情况下，他设计出了最终的图纸。从图纸到实物的过程是艰苦细致的过程，取什么料？开多厚的板？面板、底板、木纹、及木头的干湿程度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汉代的漆器工艺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郝敬春把筑体表面的处理同样作为重点，努力将传统的汉代漆器工艺通过筑得以再现。经过反复实践，2009年年底，齐崭崭的四台筑，在郝敬春的手中复活了，一亮相，就引起沛县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在四省六县（市、区）联办的刘邦文化万里行活动中，郝敬春的筑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节点友好县市区的人民。央视记者专门采访了他，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不久他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由他研制复原的“筑”获得了国家专利。郝敬春的下步的打算是：聘请古弦乐专家对他恢复制作的筑作进一步的考量，为古老而又年轻的筑理出个古为今用的新路子。

涅槃再生的筑为我国乐器文化的百花园又增添了一株小花，它昭示着关爱民族文化的人会越来越多，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1]应有勤.中外乐器文化大观.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2]赵峰，主编.品牌徐州.总第 15、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