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琦 王 蕊

（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 贵州 六盘水 553004）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的生态影响也更广更深，人类开始主导地球环境。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在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世界中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讽刺是，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1](p.796)人类决定自己的命运，按最符合自己的期望来进行选择，而不是根据怎样最能适应环境来选择。这一事实使得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对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史学反思，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的环境史兴起，环境史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概念”。

经过近半世纪的努力，环境史已被环境史学家们细化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医学史、科技史等多种取向，而军事环境史被认为是传统环境史研究中缺失的一环，[2]战争取向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逐渐出现的研究趋势，成为又一兴起点。美国环境史学家在此研究取向上同样先行一步，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3]中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在讲述疾病对于人口和社会的影响时，已经涉及了殖民战争与环境（传染病）的相互影响。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名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4]中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将动植物驯养、粮食生产、病菌与军事征服连接起来。继而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5]中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过去社会与现代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战争被放置在更宏大的环境视野中进行考察。美国环境史学家埃德蒙·纳赛尔关注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影响，在环境史、社会史、科技史方面成果颇丰，他把军事史与环境史结合起来，开拓了战争环境史新领域，他的两部代表作品：2001年出版的《战争与自然》[6]和2004年出版的与理查德·塔克合编的《自然的敌人，自然的盟友：走向战争环境史》[7]，指出了环境史学家不同于军事史、科技史、文明史视野诠释战争的优势所在。国内，贾珺也探讨了他认为尚未进入美国环境史学者视野的高技术战争[8]。

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战争取向的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则细化为“自然与战争互动”，而这里的“自然”不仅包括了生态系统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也包括了自然人本身。对核武器和核辐射的恐惧引发了大众对战争的生态关注，其后，战争和军事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进入环境史学家们的视野。联合国环境灾难专家阿恩·捷诺鲁谈论战争与环境时，总结现代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毁坏基础设施；对地表的化学影响；军队使用化学药品的后果；武器本身的影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庞大规模战争构成的特殊影响；战争造成环境问题的经济债务。也简单提及由于一些军事区域排除了人类居住，反成为多种生物生存的繁茂之地。[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现代战争的考察中，现代科技（军事和民用产品）在战争中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是学者研究的焦点所在。但是，在二十世纪末，在海湾战争这样的高科技高含量的“新式”战争发生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对低科技含量的“旧式”战争。

下面就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为例，分析环境与“旧式”现代战争的互动，并考察从环境史角度诠释现代战争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一、在环境史视野下考察造成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的原因

造成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的传统解释主要有：卢旺达存在长期的部族矛盾是历史原因，西方推行的“多党民主化”加剧了矛盾和对抗，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座机坠毁成为导火线，国际社会的漠视没有及时制止屠杀的蔓延。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卢旺达人自身，是什么使得卢旺达人受到极端者的蛊惑，以最血腥的方式“杀死了卢旺达人”，如何用部族仇恨来解释胡图族人杀死的不仅仅是图西族人？又如何用政治阴谋来解释普通人也陷入血腥的疯狂之中？我们在环境史视野下考察这些疑问，非传统诠释能让我们更加综合地看清是什么导致了卢旺达内战与大屠杀：

第一，旺达位高密度人口与土地短缺的矛盾。卢旺达面积26338平方公里，独立前人口仅有约300万，独立后人口增长，至内战前人口大约84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00人，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没有剩余土地可供年轻人独立成立新家庭，使得被依附的父辈家庭压力的增加，所拥有的土地被不断分割。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家庭压力使得人均农田面积急剧减少，土地争议带来了家庭的纠纷和贫困者的犯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逃亡国外的和被杀害的图西人的土地已经被重新分配给胡图族人，客观上缓解了胡图族人的土地紧张，但粮食的增长比不上人口的增长，如果大批难民回国，势必危及国内居民的生存，这也许是难民1990年前和平返国尝试失败的隐性原因。没有田地的农家子女加入内战，平民也加入自相残杀的混战，对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夺生存资源（土地）的斗争，不分胡图人还是图西人。正如观察家和幸存者所言：“这些人死后，总会有人得到地和牛”，“那些不得不让孩子赤脚上学的人杀死了那些买得起鞋子的人”。[5](p.266)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第二，竭地而作的农耕方式、自然灾害与粮食短缺。卢旺达是农业国，独立后，卢旺达人依旧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粮食产量增长缓慢，不能包容人口的快速增长，至1991年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且主要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上，森林、沼泽被开垦为农田，轮耕期被缩短，土地地力被过分利用，“整个国家看起来像一个花园和香蕉种植园，陡峭的山坡从上至下都用来耕种，”[5](p.259)农田土壤侵蚀严重，水土大量流失，特别是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的三年间，由于干旱、洪灾和虫害等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变更、滥伐森林的综合影响，卢旺达出现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饥荒在全国(主要是中部和南部)蔓延。1989年，国际市场上作为卢旺达重要出口产品的咖啡和茶价1990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财政赤字倍增，海湾危机引发的石油涨价加剧了这种危机。生存基础的被破坏也是战争的诱因。

关于造成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中的环境因素，戴蒙德认为其“证明了马尔萨斯危机理论中最坏假设的正确性。”[5](p.252)即卢旺达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资源所造成的人口和环境问题最终通过不愉快的的方式——饥荒、战争、疾病等一一解决。虽然在事后，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卢旺达人都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卢旺达建起了大屠杀纪念馆以哀悼遇难者，新政府完全取消了民族划分。但是，让人担心的是事件有可能会重演，一方面，部族矛盾没有随屠杀的结束和反思而完全消失，另一方面，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减缓，“在当地，目前人口仍以3%的速度增长，女性在15岁就生头胎，每个家庭平均有5至8个孩子。”[5](p.266)部分原因在于，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家庭人口（劳动力）的增加是其增加家庭经济的主要途径，其意义大于新增人口对家庭的负担。同时，卢旺达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情况不断恶化，如1998年，卢旺达就因暴雨侵袭，粮食生产损失严重，出现了粮荒。人口、土地、粮食与环境的之间矛盾难以缓解，诱发此次内战的环境因素并没有消失。

二、比较“旧式”战争与“新式”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从环境史角度思考卢旺达大屠杀造成的影响，除了物质损失外，人口的锐减被视作最大的恶果。在短短100天里，先后有100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是其人口比例的1/8，受伤的卢旺达平民更是难以统计，男性大量死亡或因屠杀罪入狱而使人数锐减，重建、和解工作及国会议员大多数由女性担任。难民问题也伴随而来。此事件结束后，超过200万的胡图族人为了躲避种族报复而逃离家园，其后，无论是已从邻国返回卢旺达的难民，还是滞留在邻国的难民，处境都极为困难，由于缺乏食品、饮用水和药品，每天都有人死亡。许多儿童因为双亲及家人都在种族大屠杀中丧生，成为孤儿，有的被交由红十字会照管。而由于大量难民逃亡他乡，致使农田荒芜，农牧业生产遭到破坏。

不同的战争类型与环境类型造成不同的影响。与“新式”海湾战争相比较，卢旺达内战和大屠杀科技含量低，除了枪支之类的现代武器外，胡图族民兵使用砍刀、棍棒、长矛之类的旧式武器。就战时伤亡来看，无论是伤亡人数还是所占人口比例，高科技含量的海湾战争都远低于“旧式”的卢旺达战争。但是，这不代表新式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小于旧式战争。从环境角度考察海湾战争，按其影响的历时长短分为两类：短时段的战争对海陆空的三维污染；长时段的战争遗患：地雷与未爆弹药，贫铀弹，疾病[8]。海湾战争战后的状态造成更多伊拉克人死亡。贫铀弹的使用被认为是“海湾战争综合征”的致病原因之一，10年后，这一地区患白血病、恶性肿瘤和其它疑难病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6倍，孕妇流产的比例是过去的10倍多。据伊官方公布的数字，战后对伊拉克的制裁可能导致约200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综合看来，旧式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更体现在短时段内，显得“不人道”，而从长时段来看，新式战争即使人与人的战争结束了，人与自然环境的战争还仍然在继续。

此外，有意思的是，在考察海湾战争中的石油因素时，发现其贯穿了战争的前后，它即是诱发原因之一，在战争中又充当了潜在的军事武器，而从战后遗患来看，油井大火和向波斯湾排放的石油造成的环境破坏难以估计。较之在卢旺达案例中既是因又是果的人口因素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共同之处在于：隐患依旧存在，旧事可能重演。

这引起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研究战争环境史？

三、战争环境史的研究动机与价值

首先，自冷战后，现代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恶劣，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严重环境后果，包括对自然人的影响。例如在法律意义上被确认的“海湾战争综合征”，许多参加海湾战争的退伍军人出现了各种病症，包括持续性头痛、身体大面积疼痛、认知障碍、无原因疲劳、皮疹、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忧郁症精神疾病等等，离开的人尚且如此，在原地生活的普通民众受此折磨的程度更为深重。如前言所述，带来的是长时段的影响。

其次，环境因素与战争联系越加紧密，如前对人口、石油因素的所述，其贯穿了战争的前后。我们的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引发战争的环境因素依旧存在，非洲、南亚、拉美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的许多地方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尤其是高密度人口的压力，“马尔萨斯危机”有可能再现。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反恐旗帜也难掩其石油动机，新的环境因素（比如对新能源的争夺）可能出现，随着科技的发展，环境本身就成为了直接武器，比如天气气候武器被认为将成为未来战争中气象控制权的主角。

第三，目前，环境问题无论多么紧迫，人类对其关注都置于战争之后的次要位置，战争环境史促使人们站在更高的视野认识到：无论是新式还是旧式战争，皆对人和自然生态造成残酷的破坏。“加入环境伦理要素的战争伦理，可以更好地约束人类的行为。”[8]对战争环境因素的重视和解决也可减少用战争来疏解压力、解决问题的几率，对战后环境修复（包括战后重建、医治战争创伤、应对危机、难民安置等）的研究也可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对环境破坏的影响。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包茂红.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J]:南开学报（哲社版），2010.(1).

[3][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4][美]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美]戴蒙德著，江滢，叶臻译.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Edmund P.Russell，War and Nature:Fighting Humans and Insects with Chemicals from World War I to Silent Spri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7]Richard Tucker&Edmund P.Russell(eds.)，Natural Enemy,Natural Ally: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

[8]贾珺.试论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研究价值与史料特点[J]:学术研究，2007.(8).

[9]阿恩·捷诺鲁.战争与环境[J]:商务周刊，20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