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伟志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最近有些名牌大学爆出一系列“官博”的消息。在“官博”刚刚遭人谴责时，就有人提出不要对此炒作。其实，这不是炒不炒的问题。“官博”的出现，并非新闻，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就对博士生分学博、官博、商博三类，议论纷纷。

过去轻视文凭、轻视学位是无知，如今有些人搞“唯文凭论”跟过去的唯成份论和今天的“近亲繁殖”一样都是无知，客气点说，是“近无知”。爱迪生是什么文凭？华罗庚是什么文凭？发明一二十种电光源的工人蔡祖泉是什么博士？鲁迅是什么博士？哲学家艾思奇是什么博士？就是史学家吴晗又是什么博士？他们不是博士，谁能说他们没学问？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技能，学位只是一个指标，决不是全部。正像官位高低也不完全等于领导水平高低一样。

二三十年来，有些地方在用人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翻出了一个什么“学而优则仕”。再加上“仕”的附加值日益飙升，从而诱惑学人走仕途。仕途怎么走？既然他们“学”是为了“仕”，既然“学而优则仕”，于是马上带出一个“仕欲高则‘学’”。可惜这“学”不是“学习”之学，而是“学位”之“学”。对孩子们来讲，应当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而，有些成年人企图用学位来换取“天天向上”。从某种角度讲，是“官本位”助长了“读博”的蜂拥。对用人单位来讲，只认学位是消极怠工的表现，是无能的表现。自己没有鉴别力，也不懂用人之道，便以文凭取人，既方便又简单，一个小时便可点出100个“鸳鸯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