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短房 梁嘉文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且迟迟找不到答案以来，西方主流政商学界四处弥漫着悲观情绪。今年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的一篇文章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入第四个痛苦的年头，几乎所有能为衰退承担罪责的人都没能幸免。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灾难爆发后，诋毁贬损之声不绝于耳。鉴于今年很可能又是惨淡的一年，而且缺少现成的解决办法，所以大家瞄准了一个新目标：资本主义本身。

资本主义曾是西方一些理论家坚信的“绝对真理”，但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怀疑。

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

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理念认为，政府不应该管过多的事，而应该让市场的杠杆来调节一切，不论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是就业问题，最终都会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一切归于平衡。

正如一些欧美学者所指出的，当“跑马圈地”式的“蒸汽机式”资本主义走入瓶颈，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通过“罗斯福新政”挽狂澜于既倒；当战后“老欧洲”百废待兴、劳资矛盾让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仿佛变得不可调节之际，福利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并迅速风靡世界，“欧盟模式”更一度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当福利国家效率低下的弊端逐渐凸显，低福利、高效率，崇尚竞争和个人奋斗，主张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重又魅力凸显，并成为福利国家竞相效仿的改革“标本”……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自我修复”让许多人自信地以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是如此旺盛，即便出现什么问题，它也会自行找到应对之策，从山重水复变作柳暗花明。

然而，随着2008年以来的接连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欧美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在全球经济相互关联、金融杠杆无所不在的今天，市场调节的结果，往往是趋利，而非趋向公平，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非但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往往造成“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更多不平衡。经济、就业和社会问题的压力，迫使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个此前他们很少考虑、而如今却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吗？

一篇题为“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文章出自《时代》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之手，他引述专家查克·科林斯的话说，应该呼吁实施税改，增加向最富有的人征税，阻止他们钻避税天堂的空子；实施新的企业规定，加强劳工和社团对公司管理的影响力；限制大企业向政界人士捐款和展开游说的能力。科林斯认为，“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则认为，“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他说，我们今天生活在网络化的世界里，固有的权力架构不再适用。因此只谈“精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基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权力中心在许多层面上转移了——许多新角色涌现，全球经济相互交织，透明度增加了，发表观点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政治家不称职，普罗大众也是一样——因为允许金融体系恣意妄为，没有及时制定规则来避免西方制度腐败变质。

资本主义将“改头换面”

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站出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认为，当下人们所普遍批判的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的天性使然，它们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

格林斯潘还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警告，“胡乱干预市场者，后果自负”。而法国《论坛报》则刊出署名哈罗德·詹姆斯的文章《理想的发展之路在哪里》。文章指出，雷曼兄弟的破产和美国金融危机，让华尔街风格浓厚的美式资本主义被拉下神坛，低福利、高效率，崇尚竞争和个人奋斗，主张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最终释放出无人能驾驭的“次贷”猛兽，欧洲人当时幸灾乐祸地认为，他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即理想的资本主义模式，应该是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而非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然而，接踵而至的欧洲债务危机却在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时代》周刊记者迈克尔·舒曼说，无论这些争论的后果如何，“大衰退”后的资本主义都将改头换面。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雅典，公众爆发的不满情绪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过，他认为，无论变革的呼声多么响亮，资本主义都不会消失。全世界政界人士、经济学家、银行业者和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改革资本主义，加强其实现增长的能力，解救受压迫者，同时减少全球化和贪婪行为的负面作用。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也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资本主义。他指出，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那么可能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排外主义抬头、民主主义体制部分崩溃的情形。

西方反思资本主义不是新鲜事

资本主义自诞生至今，已经历过多次严重危机，甚至一次次被宣判“死缓”，不论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还是1973年因“石油战争”而引发的战后最大经济危机，其结果都曾导致类似的“资本主义命运大讨论”，和反资本主义声浪的大踊跃。1936年前后，许多左翼政府或联合政府在“老欧洲”出现，而1973年之后同样出现了左翼政党在工业化国家的大兴起、大组阁。

其实，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早在资本主义尚处于初生的圈地阶段便已开始了。

18～19世纪英国对“羊吃人”资本积累的反思，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兴起，都可算作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检讨，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复古”的——回到资本主义前的“美好世界”，一如早期资本主义之假托希腊、罗马复兴。而19世纪中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又一次深入反思，这种反思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曾一度成为一些国家和相当多追随者心目中理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模式”。

一战后资本主义一度进入繁盛期，上世纪20～30年代，国际共运陷入低潮，而资本主义世界则一片兴旺。但这种花团锦簇般的局面随着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而烟消云散，瘟疫般的大萧条、大衰退，令“新旧世界”的许多人陷入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怀疑、思辨和对救时“药方”的探索中。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继续反思，上世纪60～70年代，福利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继续在欧洲得到大发展，并成为欧洲主流政治的一部分，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工团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达到顶峰，此后则逐渐退潮，但福利国家等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却被多数工业化国家所吸收，一些国家号称“消灭了无产阶级”，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社会公平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矛盾。

而在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异军突起，对凯恩斯主义构成巨大挑战，这一学派主张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增长率对经济实施间接调节，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对经济活动有任何直接干预，一切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美国通过所谓“美国梦”鼓励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功，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和“小政府”，这种迥异于欧陆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模式”随着美国在冷战的获胜，一度成为神话般的存在。

资本主义这次是真遇上了麻烦

然而，这种“神话”随着上世纪末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日本和拉美的冲击开始受到置疑，并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遭到更严厉的批评和更深刻的反思。如果说，此前针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主要局限在知识阶层和政治家层面，如今则已蔓延到商界和金融界，今年一月底召开的41届世界达沃斯论坛上各方激辩“资本主义是否遭遇危机”本身，就说明了这点。

正如法国学者哈罗德·詹姆斯所言，如今的情况是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被拉下神坛，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因债务危机而难以为继，人们或多或少地承认，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是现实存在的，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欧美知识界，已无人敢像以往那样，拿出一个崭新的方案，并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这个方案是最佳方案。

接踵而至的两次危机把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却并未能有某个包治百病的新模式脱颖而出，足垂典范。在不少思想家看来，既然暂时没有灵丹妙药，各国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摸索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而不应执着于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概念和框架。

有专家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论是否纯粹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通行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游戏规则”，且不说抛弃这一切重起炉灶，意味着多少风险和付出，即便人们抱定决心壮士断腕，足以替代这套现行规则的“新炉灶”又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