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行

自2012年5月开始，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地区开展社区环境大整治，街道办将西里三社区作为试点，推行以社区居委会、居民为主体的社区自治拆违模式，通过举行社区居民、党员广泛参与，违建责任者“旁听”的听证会，最终确认向违建户发放通知，选择自愿拆除或由社区帮拆，逾期不拆则联合拆除。在街道办、城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社区自治模式一天拆掉了13处私搭乱建的门店。

自治、听证、参与，彰显出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自治不是万能，也并非没有边界。经过听证、参与等正当程序的过滤，形成多数人的意见，绝不意味着得出的结果一定公平、正当，相反，许多时候，我们当警惕“多数人的暴政”。

这就是说，自治可用听证会的方式，广泛听取社区居民、代表和违建者的意见，通过对话、沟通、辩论，说服涉嫌违建的居民自拆，而不能在责任人反对的情况下，对违建实施强拆。

要知道，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已超越了社区自治的边界，法律早已将其剥离居民可以自力救济的范围，纳入了国家公权范畴。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对违法建设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违法建设固然无合法性，责任人也应承担法律责任，但违法建设之上并不一定没有合法的利益，这个利益，以及违建责任人在查处和强拆过程中陈述、申辩、提起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同样需要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假如“社区自治”的结果，简单以多数人的意见剥夺个人的权益为代价，显然不具有法律和情理上的正当性。

其实，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自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一样都不能少，自治一旦脱离法治框架，变成了权力强制，其性质就异化了，应当引起警惕。若想推广“自治拆违”，有关部门应当先厘清其中自治和法治的界限，有效衔接自治和法治、社区和政府主管部门在拆除违法建设中的职责和作用范围，在法律范围内将好事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