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_朵 渔

1964年2月13日，正准备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的布罗茨基，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被突然逮捕。随后，他经历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审判。

法官：您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呢？

……

法官：那您做过什么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吗？

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相信……我确信，我写下的东西将服务于人民，不仅是此时，还将服务于后代。

法官：这就是说，您认为您所谓的诗能为人们带来益处咯？

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谈到诗的时候要说“所谓的”呢？

法官：我们说您的诗是“所谓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别的理解。

审判持续了近五个小时，到黑夜才结束。审判结束后，法官惊讶地看到，在过道和楼梯上挤满了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些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大恐怖”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习惯于恭顺和沉默了。

女记者弗丽达记录下了这一切。其时她已重病在身，却以一种公民的良知和一种母性的爱，投入了对诗人的营救。“弗丽达刚刚完成了一件功勋。审讯过程中她一直在场，不知疲倦地往中学笔记本上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发言、提问、回答，大厅里的呼叫……”利季娅回忆说，每次读到这些简朴的话，她便会想起阿赫玛托娃在喷泉屋所盖的那满是窟窿的棉被，想起曼德尔施塔姆的破裤子，想起茨维塔耶娃肩上披的粗麻布……“他回答法庭询问的时候，仿佛他们就站在他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