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芳［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 杭州 310018］

通常，我们容易忽视散文本身具有的审美特征而去关注散文的思想内容所带给我们的价值。我们往往将散文工具化了。研究一位作家，他（她）的散文是必须要读的，因为这些散文能照出他（她）思想的光芒，能描摹出他（她）生命的足迹，借此，我们知道某时某刻他（她）做过什么，想过什么。比如我们读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我们可以获悉《倾城之恋》的创作契机，但是我们很少将这篇散文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来欣赏。事实上，张爱玲写《烬余录》时，已是回到上海后，隔了时空距离写自己在港大求学期间的生活。经过一番审美观照，创作主体和文本之间具有了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致使她创作的基调也发生了改变。原本，张爱玲可以大书特书香港之战对人的毁灭性伤害，声泪俱下、涕泗交零，然而在《烬余录》里，我们明显看到张爱玲将香港之战带给人的痛苦和扭曲淡化了，香港之战给予她的几乎完全限于“那些不相干的事”①。显然，张爱玲更多地继承了英国散文的节制与温和，这实际上是和周作人的“冲淡”、林语堂的“名士气”一脉相承的。风云跌宕的时代背景使得周作人在1921年所提倡的夹叙夹议的白话美文没有成为新文学散文的主潮，相反，抒情散文却大张旗鼓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完全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解放”息息相关。当中国人觉得自己已被压抑了这么久，当紧锁的心灵之门豁然打开的时候，情感就像闸门初开的洪水狂泄而下，郁达夫的浪漫感伤、朱自清的深情质朴、冰心的纤柔缠绵、徐志摩的华丽纤、许地山的空灵飘逸、何其芳的独语彷徨……无一不是饱溢个人丰富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