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1］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情人》1984年出版后备受评论界关注，好评如潮，曾荣膺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992年搬上荧屏后大获成功，引发了一次“杜拉斯热”。小说迄今已被译为四十三种语言，仅中译本就有五种，足见其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西方主流评论关注的命题主要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叙事手法、“新小说”特征等。然而，囿于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的评论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忽略了作品中的东方主义话语。本文试从中国读者的视角，借用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揭去《情人》表面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小说中弥漫的显性和隐性的东方主义话语，进而论证种族中心主义是小说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

一、中国情人——虚构的东方“他者”

爱德华·赛义德通过运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揭示出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其目的在于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与文化上的控制。他认为，在与东方人交往的漫长历史中，西方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一个“我们”和“他们”。代表“我们”的西方是文明与进步的代表，而代表“他们”的东方则是愚昧与落后的化身。东方主义话语既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又不断地生产出霸权，从而形成一种权力——话语——权力的互动循环，对东方进行渗透、控制和欺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