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材［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意象分析是目前学界常见的研究方法，人们在研究诗歌时往往会着意分析其中的意象，包括它的类型、特征等，以揭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但人们在使用意象这一概念时却显得比较混乱，有的将意象与意境混淆，有的分析的实际是物象，更有甚者，明知分析的是物象，却仍冠以“意象”之名，如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分析黄庭坚诗歌：“黄诗的特点是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诗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①，编著者于该句后却注云：“本章所说的‘意象’指诗歌中的具体物象。”②既然明知分析的是诗歌中的具体物象，为何还要称其“意象”呢？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普遍给予了“意象”以足够甚至过度的重视而学界却未能对“意象”本身做出相对严密、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界定。

关于“意象”的界定，目前影响较大的是袁行霈、蒋寅两位先生的观点。袁行霈先生在界定意象时曾举了一个例子：“‘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③应该说，无论例子本身还是对例子的分析，都非常恰当、准确，但接下来的分析却难以让人认同：

一句诗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也有一句诗只包含一个意象的，如：“北斗七星高”，一个意象不止有一个相应的词语，诗人不仅追求新的意象，也追求新的词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