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罕云［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院， 合肥 230036］

一、屈原是“文学弄臣”

1939年寒假后闻一多“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详细的论述在写于1944年12月、原载于1945年10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

事情的起因是孙次舟于1944年9月在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一文，12月前后又发表《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一文，并在附白中转录了李长之给他信中的一句“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且在《申辩》中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

于是，闻一多不得不开口了，“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①，并说，“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但是，闻一多没有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而是冒险做个“调人”。所以，闻一多补充说“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我也不十分同意孙先生只称许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与热情’的屈原。这些也许都是实情，但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显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