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美学高扬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主张文艺创作要“莎士比亚化”，提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探讨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和典型性及人物性格、情节、语言和文艺批评标准等文艺基本问题。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讲述1937年的南京，一座教堂里一个为救人而冒充神父的美国人、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女学生、14个逃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共同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故事。

本文试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文艺批评原则，分析该电影的得与失。

一、“莎士比亚化”与《金陵十三钗》

所谓莎士比亚化，是继承和借鉴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它要求文艺创作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社会生活，正确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通过对特定环境中的现实人物的真实描写，揭示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给作品的人物提供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和时代特点的特定环境，也就是后来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说的典型环境，从而显示出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剧情是教堂外——教堂内——教堂外的循序进程，其中3次日军进来造成阶段性进级：第一次日军来袭，转变了约翰的立场，把妓女和学生的矛盾第一次化解；第二次日军来听诗歌，把故事推进最后的悬念；第三次日军来押解乔装的妓女，这是影片的高潮，也是最后的冲突。其中穿插了两个妓女外出的戏，调节了教堂压抑的空间感。片中妓女们过于玩味个人命运和小格局的戏剧冲突，客观上将南京城这个最重要的悲情角色给淡化了，而人物的抉择是需要在强有力的背景（典型环境）烘托下才会有说服力的。

人物塑造问题，也是“莎士比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两种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倾向：忽视人物本质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和忽视个性刻画的概念化倾向。刻画人物性格，不仅要通过他们“做什么”，而且要通过“怎样做”来表现。在表现人物“怎样做”上，还应注意把人物同环境联系起来，注意把他们放到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去加以描写，这是现实主义典型化的重要手段。

影片极大地突出了女主角玉墨的典型化转变。剧本为玉墨的最后转变，埋下了多层铺垫：一是恩情：日军第一次冲进教堂时，书娟选择了离开地窖口，让玉墨及其姐妹得以保全。二是嘱托：李教官告诉玉墨，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的教导队为了掩护女学生而全体阵亡，他们不能白白牺牲。三是身世：玉墨上过教会学校，第一次接客在13岁，她认为不能让同龄的女学生也遭受凌辱。四是迫切性：书娟与同学欲跳楼自杀，这直接导致玉墨做出抉择。所以，玉墨的转变是一个有过教会教育背景的女子的人道主义，玉墨的形象也随电影情节的发展逐渐丰满。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其他妓女在她的感召下，迅速、决绝地做出同样的选择，而这些人中的多数是面目不清的，观众看不到她们身上有层层递进的铺垫。妓女们作为牺牲行为的主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笔墨来具体剖析，她们仍是一个被简单赋予行动的卑贱群体。如果说玉墨选择做“英雄”有完整的自觉过程，而其他妓女则是在她的感召下幻想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价值。如果连做英雄都是集体无意识，这个故事的先进性在哪里？它的确有一个巧妙包裹下的主旋律叙事的嫌疑。

美国影评人多德•麦卡锡曾在《好莱坞报道》发表了一篇评论：“不可否认，在和平时期品行不端的人身上，当他们被号召从事伟大无私之举时，会显露出之前所隐藏着的高尚情感和道德。但不管从现实世界或电影本身来说，关于这一巨大转变的环境和方式都是不真实和不可思议的，其中的谋算和衡量被略去了，让最终结果的可信度，或者说，它所应该具有的力度大打折扣。”

二、历史诚意与《金陵十三钗》

在恩格斯看来，戏剧的思想深度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来自作家艺术家对他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他向拉萨尔提出：“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

对历史的诚意是衡量南京大屠杀这类电影的重要标准。虽然英勇抗战的国军需要表现，但不应美化为超级英雄，十几人叠成一线冲向敌军坦克的震撼画面，真的会出现在战场上吗？事实上，南京保卫战中有许多比女学生跑得还快的官兵，影片不能因为剧情的需要，体现国军的英勇抗战，而做出刻意的选择性粉饰。

影片有一个深刻的命题：妓女和女学生是否不同？约翰提出了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但仅仅以陈乔治一句“没有别的办法”就轻易滑过了。影片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实在太过短暂且不深刻。在浩劫面前，纯洁的道德制高权能转化为生存优先权，如果道德的价值是可转化的，那就沦为伪道德。虽然电影使劲表明妓女替代女学生是自己的选择，女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倘若玉墨自己想替书娟，书娟接受了，这个可以理解，但如果群体替代的话，个人是否在大环境里被迫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一个文艺作品，要对此有警惕，而不是美化。

恩格斯根据文艺的本性，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正如别林斯基在一篇专门讨论文艺批评的文章中所说的，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与时代、与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

《金陵十三钗》以人性阐述历史，却又以人性回避了特定历史的特定中国情境。这样的影片最终以受伤害者的身份合法地放弃了一个国族的自我审问，然后，用李教官那样的高大英雄补偿性地、阿 Q式地为自己疗伤。

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历史题材作品，常常采取“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的态度，通过优秀的“剧本”、精良的制作，或美化人物，或歌颂主题，不惜牺牲一些真实，最终为了票房，为了市场，为了奥斯卡奖。此外，很多创作者缺乏“历史意识”的思考和“直面历史”的良心。

电影，不是历史的照搬，但它总该向历史的掩藏之处寻找切口，发出追问。

中国的苦难历史，刻在国人心上的痛，如果一味地用商业与娱乐的方式去编排和消遣，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将在哪里？

注释

[1][2][4][5]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老晃.故事的，太故事的.电影世界.2012年1月号.

[6][7]杨弋枢.历史叙事的危机——我看《金陵十三钗》.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2月26日第02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