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旻

在医学院当了5年老师后，我又去报考研究生，因为想做医生。几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如愿进了杭州一家三甲医院做了一名血液科医生。为了把做医生的底子夯实，我又读了博士，专攻血液学。后来医院调我进入急诊科当科室主任。

在急诊科做得辛苦，但得到了不少肯定，获得了“杭州市十佳医卫青年”“杭州市五四青年奖章”“浙江省优秀青年卫士”……不好意思说了。其实我很简单，只想做个好医生。

●能救命，救不了心●

急诊室只有几百平方米大，在这里，生死逆转有时只是瞬间之事，这里上演着生离死别，发生的事情无奇不有，大悲或大喜都直面人性，照出的是大社会的缩影。

有一天出租车送来一个心脑血管发生意外、呼吸心跳停止的老人。陪老人一起来的是他的老妻。我们这边忙着打通气道，胸外按压，开通输液管道，紧张抢救，老妻在一边提要求，要求我们救活的同时还要保证患者能照常工作。当时我们就想，从来没见过谁在这样性命攸关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对老人都是高级工程师，男的退休后一直在工作，70多岁了，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事发这天早晨，他和往常一样出门，刚走到大门口就感到胸闷气急，还没走回家就跌倒了。

老人经抢救，生命体征基本稳定，但意识不清。第二天，他们的女儿从上海被叫了回来，她对我们说，她要上班，无法照顾父亲。老太太也对我们说：“要我照顾他，我吃不消。”我们不晓得她们是啥意思，就对她们说，老人暂时病情稳定，但需要住院。老太太却提出，要拔除各种抢救的插管。像这样家属决然地放弃一个70多岁老人的情况，还是很少见到的。这或许和观念有关，我无可非议。但接下来老太太说的话让我惊愕：“他这样子活着，他痛苦，我也痛苦。再说，他不能工作了，那不是没用了吗？”

在亲人眼中，他活着的价值只是为了工作，我为患者感到悲哀。

生命在不同的人心中的分量也是不一样的。做医生的，能救命，但救不了心。

●生命之轻●

生命没有回头路。医学再进步，生老病死有其自然法则，不是医生本事大就一定能救回来的。有的病人一辈子就看了一次病，病历册上就只有一页，这一页却是死亡记录。若能把生命留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

3年前的一个大热天，救护车送来一个病人，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随车医生说，他们到达时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通常还是要进行抢救的，不为别的，为了那百分之一或更少的存活希望，也为了道义。

这个安徽小伙子，经过40分钟的心肺复苏，恢复了心跳，也有了微弱的呼吸。晚上，我们3个医生和3个护士通宵守护。后半夜小伙子又是两次呼吸、心跳突然停止，都被我们及时救了回来。他年轻，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不敢大意，因为监护仪上的呼吸曲线一直不稳，时有时无，总让我们不踏实。

第二天早上9点，已经过去了整整15个小时，就在看似稳定的时候，小伙子的呼吸和心跳突然又停止了，这次不管我们怎样抢救，他的心脏都没能再跳起来。

看着声嘶力竭的家属，再看看我们疲惫不堪的医生和护士，我只感到心酸，眼泪就要滴下来。这在我身上是很少发生的，有委屈的成分，因为我们所有的劳累和付出没有一丁点儿的回报，那条命轻飘飘地走远了。

这些生命虽然在病历册上只留有一页，但是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记得一位科学家说过，“医学是没有真理的科学”。我会思考留在我心里的那些挥之不去的病例，希望找到更个体化、更合适的办法，比如抢救方案、用药的剂量等等细节，如果再大胆些，是否可以挽回他们的生命？

●医生必须冷静、理智●

有人说医生铁石心肠，他们哪里晓得，感情用事，是做医生的大忌。面对突然刮起的12级台风，医生就是风眼中的那个将军，必须冷静、理智。

救护车送来的，大都是命悬一线的病人，生死就在一瞬间。病人往往言语困难，我们肉眼所见仅是表面症状，我们必须通过表象，抽丝剥茧。有时留给医生的就只有10秒20秒的思考时间，医生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初步诊断，进行应急处理。此时，我们通常面无表情，内心却风起云涌。

这个病人只有36岁，是从贵州出来打工的，他晓得自己不行了，前一天就打电话通知家里，让设好灵堂等他回去。

第二天一早，车票还没来得及去买，这边人就没了气。救护车送来，稍作检查后我们就确诊病人是重症肺结核引起呼吸衰竭。我们当场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术，插管，建立静脉通路，稳定生命体征，稳定血压，迅速补液，并速请相关科室医生会诊，迅速制订治疗方案，24小时监护。从我们开始抢救，他老婆就一直跪在那里。

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10岁，小的闹着玩时被人推入池塘淹死了。因为伤心，夫妻俩就离开家乡出来打工。打工大多是干体力活，男的有病，找工作就相当困难，辗转多个城市，最后到达杭州，在杭州也没有找到工作，病却越来越重，身上只剩下40元钱。

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沉重，医疗费用和重危病情把这个家庭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和同事说，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至少要让他活着回家。

到第三天，不要说治疗费用，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先是我们护士长从自己家里带吃的给他们，但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商量后决定在科室里发动捐款。像这种捐款对我们来说是常有的事，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不妥当。后来捐款范围扩大到整个医院，再后来通过媒体，社会上也有人来捐款。

病人家属拿到钱后，如数交给医院作为治疗费用。他们的朴实让我感动，因为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有的人拿到捐款就马上装进自己的口袋，医疗费用能拖则拖。

12天后，病人的气管插管顺利拔掉，能够进食了，精神也明显好转。到出院结算时，除去医疗费用，还剩下1万多元钱他们可以带回家。这让我稍稍感到宽慰。

第15天，我讓同事帮他们买了回贵州的车票，还买了路上吃的点心，送他们上了火车。

●依然想做个好医生●

我们急诊室全体医生护士都一样，手机是全天候开机，一个电话，没有二话，立即赶到医院参与急救，不管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直都这样。家里的事就全部交给妻子了，她是眼科医生，对我还是理解的。

我们每天和心脑血管病、坠落伤、刀伤、外伤、溺水、服毒自杀的人打交道。那些常人眼中极其敏感的事物我们虽已司空见惯，但它们对我们内心的负面影响还是有的。我们大都睡眠不好，但是我们连吃安眠药都要看时间，不是随便就可以吃的，比如后半夜要值班，前半夜敢吃吗？不敢的。

现在的医疗环境大家都晓得，医患关系紧张，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太多，并不是医生单方面造成的，有其社会根源。尤其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阻碍了医生在对患者治疗上的创新，我们必须随时和家属沟通，反复征询意见，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失去了抢救病人应有的主动。

我们曾经救过一个病人，冠心病，大面积心肌梗死。送来时，那口气眼看着没有了，但是被救了回来。接下来必须尽快做支架植入手术，而病人家属就是不信任我们，要求转院。后来到了省级医院，手术成功后，病人给医生送去锦旗。医生对他们说，我们手术成功，是多亏了前面那家医院的急救，他们的心肺复苏蛮成功的，才有机会让我们做手术，你们还是去谢谢那家医院的医生吧。后来病人果然来了，送来锦旗时说了这番话。

有时，我真的很想对病人家属说，无论社会上对医生怎么看，无论有什么传言，在整个医生群体中，好的医生一定是占大多数的。哪个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治好病几乎是每个医生的终极愿望。我知道在当下说这些或许没有人愿意听，但这是真话。

我不喜欢诉苦，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对某些东西必须有承受能力。

做医生难，做好医生更难。但只要每天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种成就感足以支撑我继续做医生，而且是做一个好医生。

摘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