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青（徐州市档案局，江苏徐州，221018）

苏同仁

他，温文尔雅，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是南京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筹建者，通海地区革命活动的启蒙者，徐海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她，端庄秀丽，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徐海地区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睢宁中共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和她相携参与了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二八”抗战。他俩就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乃至献出生命的革命伴侣——吴亚鲁（1898-1939） 和苏同仁（1905-1943）二位烈士。

革命为媒 共结连理

1923年的徐州在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徐州铁路工人运动遭受严重破坏，转入低潮，而地方上的革命活动则是一片空白。在校期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亚鲁，曾在南京、如皋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富有组织经验且颇有影响力，因此刚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毕业，8月即被党派来徐州，筹建地方的团和党的组织。

在吴亚鲁看来，徐州的境况显然更为棘手，“农工的生活是很苦的，教育界是沉闷而幽暗的，政治上是武人独霸的”，“俗尚强悍，民性较南方为残酷，每遇斗殴，死而勿却；剥皮惨形，亦有所闻”。怀着迫切改变的渴望，吴亚鲁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员的身份，开始了新的“拓荒“征程。据原全国政协文史专员陈子坚回忆，吴亚鲁“生活朴素，穿一件布的长袍，对人谦恭有礼，平易近人，谈话有条理，能解决问题，使人和他见一次面后还愿与他再见面”。或许正是这种具有亲和力的魅力，加上其本人的积极努力，他指引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大部分人成长为党的骨干，如宿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朱务平和泗县党组织的创建人王子玉，而其中一位进步青年就是吴亚鲁以后的革命伴侣——苏同仁。

苏同仁，字甦生，宿迁县人。苏氏为宿南望族，书香世家。其父苏墨林系县立艺徒学校校长，思想开明，主张社会革新，提倡平民教育，并锐意培养子女，对苏同仁影响较深。“五四”后，苏同仁的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结合在一起。她从当时进步报刊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卧室内大胆地挂起列宁的画像，往日“文静温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已然变成振翅欲飞的雏鹰。1921年春，苏同仁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革命的引路人和生命中的另一半——吴亚鲁。

时至如今，后人已经很难在有限的枯燥的史料中获知两人相识相知相恋的过程，但字里行间仍可揣摩出无尽的遐想。一个儒雅谦恭，循循善诱，教学有方，结合社会实际，深入浅出地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新思想，犹如一股清泉，滋润着包括苏同仁在内的学生们的心田；一个青春朝气，多才多艺，思想敏锐，曾发起并组织学生排演《棠棣之花》、《珊瑚》、《婴儿之死》等进步戏剧，引来许多同学自觉地团结在她周围，自然也吸引了他的目光。苏同仁把吴亚鲁视为良师益友，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他那里借到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吴亚鲁发现苏同仁有觉悟、有魄力、有威信、有组织活动能力，且富于正义感和叛逆性，遂发展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徐州首批中共党员。

1926年，随着感情发展的日臻成熟，这对情投意合、有着远大抱负和志向的同志和爱人，于南京结成了一生的革命伴侣。

并肩战斗 共赴国难

在这对革命伴侣短暂的生命交集中，岁月的峥嵘与人生的精彩交相辉映，每一次艰苦中带着甜蜜的并肩战斗。

在他们的相识地——徐州，吴亚鲁广泛开展学生工作，发起组织了“徐州青年互助社”，宣传引导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推动学生进行罢课斗争、“驱钱（三女师校长钱韵荷）学潮”，争取自身合法权益。作为吴亚鲁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每次活动都活跃着苏同仁的身影。1924年6月1日，吴亚鲁召集包括苏同仁在内的12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于户部山戏马台阅览室召开了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吴肃等向S Y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吴亚鲁就这一重大事件作了详细汇报。名录上赫然列着两人的姓名，清晰地见证了二人共同的革命印迹。

1925年6月，中共徐州支部宣告成立，苏同仁则由团员转为党员。她受党的派遣，赴江苏睢宁以睢宁女子小学教员的身份，像她崇拜的吴先生一样开始播撒革命的火种，创建了睢宁县第一个党支部。

1926年4月，共青团南京地委领导机构进行部分调整，按照党的指示，吴亚鲁和苏同仁分别被派往南京，一个任中共南京地委宣传委员，一个负责地委妇女委员会工作，二人再次相遇。这一次，这对革命伴侣再也不愿意分开了。婚后，他们双双由组织分配去广州并肩战斗，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2年初，又奉派到上海，共同参加“一二八”抗战及组织赤色工会工作。

同酬壮志 以身殉国

1933年夏，因叛徒告密，吴亚鲁在上海法租界再次被捕。这已是他第三次被捕，直到1936年冬才出狱。1938年，吴亚鲁与党接上组织关系后，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派往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工作，任秘书主任。此时的他早已身患肺病、哮喘等多种严重疾病多年，仍夜以继日地工作。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了留守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他们先将涂正坤（新四军参议，湘鄂赣特委书记）骗出杀害后，又来特委办事处找负责人。时任秘书主任的吴亚鲁已知凶多吉少，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大声说：“我就是负责人！有事找我！”挺身而出，临难不苟，在身中枪弹时，仍高呼口号，至声喑气绝，壮烈牺牲，实践了他“信仰马列，以身许国，为国为民，何惜头颅”的誓言，时年41岁。

苏同仁，于史料中更了无细节，只留给后人一段枯燥的史实：1934年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后出任第三国际联络员，并代表中国妇女出席在欧洲举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1937年回国，担任反间谍工作。1939年受中央派遣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赴新疆工作。她经常往返新疆和陕北从事联络工作，后因叛徒告密，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陕南监狱，受尽折磨。苏同仁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人的革命气节。1943年在狱中病故（一说在新疆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被盛世才杀害），时年38岁。

遍寻史料，在吴亚鲁出狱后直至牺牲与苏同仁在国内活动的时间交集中，夫妻二人是否曾有会面不得而知。能够得知的是，1933年吴亚鲁第三次入狱时，苏同仁在上海生了一个女儿，吴亚鲁给初生的女儿取名为“阿难”（后改为阿南），以示纪念国难当头，自己又囹圄蒙难。阿难一岁时，即被送回老家，由姨妈照管。成年后的吴阿南回忆说，父母很早就投身革命，自打记事起就没有和父母相处过。直到1948年，吴阿南被一个地下工作者带到安徽洪泽湖地区即当时的解放区，才知道父母牺牲的事实。关于父母的事迹，她和别人一样都是通过翻阅历史资料和照片，以及从他们战友的描述中得来的。历史的硝烟已随斯人远逝，而青春的记忆却于不经意间永久镌刻于共和国的丰碑之上。2012年4月，79岁高龄的吴阿南祭扫了父亲的墓，又专程赴睢宁瞻仰了母亲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