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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数学泰斗

2012-08-07韩东起宋佳

祖国 2012年13期
关键词:华罗庚数学

韩东起 宋佳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国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自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槁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子女们眼里,华罗庚是那样亲切、慈祥,又是那样平凡、朴素,就像许多平常的父亲一样。近日,记者采访了华罗庚的长子、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华俊东,听他讲述父亲辉煌而又曲折的一生。

华罗庚1985年谢世,但直到今天,他在科学界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专著《堆壘素数论》发表40余年,理论水平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他大力推行的统筹法、优选法能够优化决策,已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闻名遐迩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迄今已成功举办15届,有将近4000万中小学生参加过这项比赛,“像华罗庚一样学好数学”的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小学生……

“别去拜了,我来算吧!”

1910年11月12日,江苏省金坛县的华瑞栋喜得贵子。40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夫妻俩喜不自胜。为了留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根苗”,让他平安地成长,两人按照当地习俗,孩子一落地,就用箩筐象征性地扣他一下,寓意“把根留住”,还为他取名“箩根”,学名华罗庚。

华家并不富裕,在当地开了家小店,冬天卖棉花、夏天卖草席,有时也卖些针头线脑,小箩根就在店里帮忙。可他酷爱读书,从小对算术感兴趣。“有时他一边看店,一边演算数学,入迷的时候,居然忘了做买卖,惹得爷爷一通恼火。”

华瑞栋老两口没有文化,每次遇到店里盘点,两人就要去“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不要算错账。“有一年,上小学的父亲正在看书,见爷爷账又算不清了,想去拜菩萨,就对他说:‘别去拜了,我来算吧!没多久,父亲就把复杂的账算清了。家里人开玩笑说,小箩根简直比菩萨还灵。现在回忆起来,那是父亲数学天赋的第一次体现。”

“上了初中,父亲遇到王维克、韩大寿、李月波等恩师。曾经留学法国的王维克发现父亲算术不错,又喜欢看书,就有选择地借书给他看,每次一本,限期归还。父亲总是提前归还。还书的时候,王维克问父亲书中的问题,他也总能对答如流。”

1925年,15岁的华罗庚初中毕业,家里勉强凑齐了学费,送他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这所学校由中国职业教育先驱、教育家黄炎培和江问渔创办,名记者邹韬奋也在那里执教。“他(邹韬奋)教英文,很会讲课,父亲的英文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可是没过多久,家里就筹不出学费了,父亲只好辍学回家。”

慧眼终识千里马初中毕业便做了大学助教

“1927年秋,父亲和母亲吴筱元结婚,第二年生下我大姐,1931年,生下了我。”华俊东告诉记者,父亲婚后在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又当兼职教员。“那时候生活相对稳定,学校的工资还算够用,又有母亲悉心照顾,父亲腾出了更多的精力钻研数学。他经常向杂志社投稿,但总给退回来。”

不过,华罗庚的勤奋终于有了回报。1929年上海出版的《科学》第14卷第4期,第一次刊登了他的文章。没过多久,第15卷第2期又刊登了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清华大学算学系(即数学系)教授熊庆来看到了此文。著名小说家梁羽生在1981年为华罗庚所做的传记中,曾描述过这一段:“熊庆来坐在他的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脸上神色越凝重。看完后他抬起头,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于是,熊庆来开始四处寻找华罗庚。“可那段日子,父亲得了伤寒病,卧床整整一年才脱离危险。”那场病让华罗庚落下终生残疾。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幽默地称这种走法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1931年,熊庆来终于找到了华罗庚,并在清华大学热情地接待了他。那时的华罗庚身体瘦弱,面黄肌瘦。尽管如此,他却在交谈中与熊庆来对答如流。“这是一匹典型的千里马。”熊庆来很快做出了结论。跟校方商量后,熊庆来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办公室助理员,允许他旁听大学课程,算学系的图书馆也归他管。“这其实是变相给了父亲接受教育、进行自学的机会。父亲以他的勤奋刻苦,很快接触、学习了世界各国的数学理论。在清华工作了5年,父亲就把清华大学算学系图书馆里的书差不多看完了。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他被破格任用为助教。”

流亡中差点让敌机炸死

1936年,华罗庚由清华大学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两年中,他攻克了许多数学难题。所写的一篇关于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的论文,为他在世界上赢得声誉。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与已经撤退到昆明的妻子儿女会合。在这里,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被聘请为教授。

“在昆明的日子很苦。有时候,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烟瘾很大,为了省钱,他把烟也戒了,发誓说要等抗战胜利后再抽。后来,小弟出生,父亲为他取名为‘华光,一盼中华重光,二来是说钱都花光了。”

“即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也没有间断过研究。我常常半夜醒来,看到他还在小油灯前埋头读书。他跟我们说过,‘我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写下来,如果不写,忘记了,那就太可惜了。”

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华罗庚一家搬到离西南联大5里地的黄土坡村住下,附近山沟的防空洞也成了他的工作间。“有一天,敌机来了。一个炸弹落下来,父亲的防空洞被炸塌,他被活埋了。幸亏当时有两个学生正在附近,马上过来挖土,让父亲的头部露出来维持呼吸。待敌机飞走了,人们才把他拉了出来。他长衫的下半截全都没了,还吐了一口血。”消息传到诗人闻一多耳中,“他急人之难,将他们一家8口的房子分出部分来给我们,在正屋的中央拉一道帘子,两家共在一个屋檐下。后来,闻先生看到我家老的老、小的小,父亲又有腿疾,搬家太难,就自己找房搬走,把家让给了我们。”

得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决定回国

1941年,华罗庚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初稿,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前人的理论,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由于当时国内还不具备出版的条件,这部著作在苏德战争前被送到了苏联,战后首先在苏联出版,并引发强烈反响。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1948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也一起去美国,照顾父亲的生活。也就是那一年,他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数学上的成就是一方面,父亲最优秀的品质,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1949年,我们从报纸上得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父亲当时就决定回国。我也非常激动,以‘华夏的笔名在当时的《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父亲的决定,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但人们更关注的是父亲的那篇著名文章。”华俊东笑着说。

华俊东说的“著名文章”,就是华罗庚1950年2月在归国途中发表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呼吁留美学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封信同年3月11日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海外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国后,华罗庚着手创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而且,他还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并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但继续自己的数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还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成为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从1956年到1978年(“文革”10年中停止),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赛依旧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母亲是父亲最坚强有力的支柱

华罗庚与妻子吴筱元是包办婚姻,婚后共育有6个孩子,3男3女。他与夫人恩爱一生,一同度过抗战和文革的艰难岁月,也曾一同漂洋过海,求学异国。“这么多年下来,母亲非常不易。没有她的全力支撑,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

用现在的话说,华罗庚先生是早婚早育,在他17岁那年,就和比他小一岁的金坛姑娘吴筱元结婚了,婚后第二年就生下长女吴顺。

大女儿出生后不久,华罗庚就患上了伤寒,病情很重,吴筱元请来金坛城里的一位名医给丈夫看病,这个名医的诊费一次就要两块钱,而当时华罗庚当教师的月薪才18元,但是,为了治好华罗庚的病,吴筱元顾不了这些,一门心思给华罗庚治病。后来,华罗庚的病情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名医诊过脉后没给开方子就走了,出门时告诉吴筱元说:“不必吃药了,他想吃啥就给他吃吧。”意思是无药可治了。吴筱元一听就急了,但是她马上镇定下来,跟华罗庚说:“你的病就要好了,医生说,还是吃上次方子上的药就行了。”吴筱元的沉着镇定和善意谎言,给了华罗庚莫大的精神支持,不久,华罗庚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华罗庚曾说,他一生的成就,有夫人吴筱元一半功劳。

“父亲当年患伤寒时,一年里,母亲整日侍奉在床前,端屎端尿、端水端药自然不在话下。”华俊东介绍说:“父亲后来生了褥疮,身上局部组织溃烂坏死,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这种病往往致命。多亏母亲悉心照料,父亲才转危为安。”

华罗庚也十分疼爱妻子。在大西南流亡时,华罗庚有一次看到有孕在身的妻子太疲惫了,很是心疼,便自告奋勇说:“我去熬点粥吧!”随即,他舀好米,一瘸一拐地去河边淘米,下锅煮粥。可出乎大数学家意料,米加热后会严重膨胀,本想煮一锅粥,结果煮成了足够全家吃三天的干饭。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夫妇依然相濡以沫。据华罗庚小女兒华密回忆,她许多年后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二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信。当时,华罗庚组建了一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他走到哪里,妻子的关心就跟到哪里。在一封写于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华罗庚对妻子说:“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还是一盒鹿茸糖,你的关心,感动了我。”学生裴定一回北京,华罗庚请他带回对妻子的问候。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他写道:“现趁裴定一同志来送重要公文之便带上丝棉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都是买来的。特别是山萸肉,可能学名是山茱萸肉,对你的健康合适,可以泡水、长喝。”

“文革”开始后,华罗庚一度受到冲击。华俊东说:“当时我响应号召,赴甘肃安家落户,听留在父母身边的妹妹讲,每次有人来家里闹的时候,母亲都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可以说,父亲经历的每一段困难时光,母亲都是他最坚强有力的支柱。母亲也是我们这个家的英雄。”

令人遗憾的是,华罗庚与妻子的爱情结局并不完满。“文革”对吴筱元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刺激,缺乏安全感,不愿意让华罗庚离开自己。而粉碎“四人帮”后,华罗庚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父亲是闲不住的人啊!他要去各地讲学,于是,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华俊东告诉记者,那时的华罗庚已经患上了心肌梗塞,情绪的激烈起伏可能致命。“后来在儿女协调下,他们分开居住了。父亲从原来北太平庄的住所搬到了这里(崇文门现在的住处),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5年。”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作报告。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当他结束讲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3年,母亲也过世了。虽然最后的几年未能团聚,但父母一生互相扶持的感情仍然可歌可泣。”华俊东说。

“我们家里,永远要保持安静”

“对父亲来说,数学就是他的生命。无论是吃饭、走路、上厕所还是陪孩子们下象棋,所有事情都要为数学让道。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我有一笔账,全天下都不会算。每当他若有所思,用家乡话嘟哝起这句话来,我们就知道,他又陷入到数学中了。”

家里有个大数学家父亲,和普通人家相比,有什么不同?说起这个问题,华俊东笑了。“首先,家庭氛围就不太一样。在我们家里,永远要保持安静,尤其父亲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玩闹打断了他的沉思,那他就要发脾气了。”

“他的书房别人也不能进,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在他的书房里安了一个铃,他需要我们了,就摇一摇铃,我们再进去。”华俊东的夫人柯小英告诉记者。

“人常说言传身教。我的感觉是,父母给我们几个儿女‘言传的少,‘身教的多。”华俊东向记者回忆起一件小事:上学的时候,他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原本以为求助自己的“数学家”父亲,一定能很快得到答案。没想到华罗庚看了一眼之后,留下一句“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自己去想”。然后扬长而去。

“说句老实话,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华俊东说,“在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的第一反应是要独立、要坚强、要坚定不移地自己走。我想,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独立钻研、坚持不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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