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红光，戎丽丽，胡继连

(1．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泰安 271018;2．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济南 250022)

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因城市和工业经济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以水资源“农转非”为主要特征的工农业水权转换日益增多。据统计，1997年全国的农业用水总量达到4 199亿m3，占全部用水总量的75.5%(之前40余年逐年递增)，在1998年首次降到了4 068亿m3，占比74.6%，以后10余年逐年递减，到2010年只剩了3 689亿m3。原来的农用水资源以各种方式转换成了非农业用水，进入了城市和工业领域。如果以1997年的农业用水指标作为基数进行测算，仅2010年就有520亿m3水资源由农业用途转化成为非农用途。现实中也能够看到，大量农用水源和灌溉供水工程 (水库、水井、水渠等)已经整体性“农转非”，一改往日的农业用途，完全彻底地转向了城市和工业供水。历年工农业用水结构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 我国水资源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 (亿m3)

水资源“农转非”较好地满足了城市和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的经济价值［1］，但是，现实中的水资源“农转非”绝大多数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单方面强制运作和实施的，具有明显的“平调”特征 (将农用水权“平调”给了工业部门和企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平调”扼杀效率。面对水权“平调”，无论是调出方还是调入方，都没有了节约用水的内在激励，浪费性用水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另外，行政运作还是“寻租”和“政府失灵”的温床，一旦把水资源“农转非”过程中的“寻租”和“政府失灵”也考虑进去，那么，行政性的水资源“农转非”调节机制就应该进行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