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民

我从青少年时就喜欢文学，尤其爱读新诗。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一路读下来，一直读到新中国的中青年诗人，诸如闻捷、沙鸥、未央、流沙河、邵燕祥等。我不仅读，而且也学着写。当时中学里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十几个人，还编了一个墙报。我就在墙报上胡乱地发表自己的诗作，究竟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至今了无痕迹，只记得我在《解放日报·朝花版》上写过一篇诗评，题目叫《读扬场》，千把来字。严格来说，它是一篇读后感，算不上诗评。但这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与诗结缘的见证。文章写在1962年，我正在复旦读“大二”，暑期留校写的，所以记得很清楚。

邵燕祥先生的诗，说句实话，在当时几位中青年的诗人中，给我留下的印象不算太深。也不知为什么，他成了右派。恕我不恭，我第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广播剧场，时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在广播事业局轰轰烈烈地展开。我分配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工作不久，记得有一天，在广播剧场开会，批斗梅益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罪行之一是他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批判者列数了好几位电台“右派分子”的名字，每点一位，这位就要登台亮相，其中点到了邵燕祥（批判者为他戴了顶“黑秀才”的帽子），他就走上台去，低头陪绑。我远远地站在台下，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仰慕中的诗人身影，心中有点不是滋味。平时很少见到梅益局长，只是听说他十分有才，也爱才，结果爱才成了一大罪状，在“义愤填膺”的大批判声浪中，我也跟着举过手、呼过口号，像着了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