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峰

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强劲的经济大潮，不仅深刻地改变着现实的面貌，也改变着历史的版图。现在，中国的地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或是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或是因为贪欲刺激下的罪恶盗掘。上世纪90年代后，那些深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用竹简抄写的先秦文书纷纷重见天日，一批批呈现于我们眼前。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战国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这些惊人的发现，一次又一次让学者的心跳加速，一次又一次提供了复活历史的可能。对于研究古代哲学与思想的学者而言，这是一个奢侈的时代，新的材料多得让我们应接不暇，多得来不及消化。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王中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100.00元。

上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的问世掀起了简帛研究的一个高潮，促生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郭店楚简中《老子》《太一生水》等道家文献，《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等儒家文献，有些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对读，有些则完全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珍贵佚文。一时间，郭店楚简的图版洛阳纸贵；一时间，简帛研究的学会层出不穷，简帛研究的论著目不暇接。然而，距离这股热潮不过十年，虽然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公布，但除了文字、文献学界依旧热闹外，哲学、思想学界的热情似乎慢慢在降温、渐渐在沉寂，这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想，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出土文献固然是一个宝藏，但不易开启，这项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需要长期而艰苦的付出，当初那些玩票式的参与者当然不可能持久。其次，这些年，新材料的公布过快、过猛。仅仅对这些新材料展开第一步的工作，如文字的再识别、简序的再编联，就生产出难以计数的学术产品。第二步工作，即更深层次的思想性研究，建立在对第一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面对呈几何级增长的学术信息，很可能一步跟不上，便步步跟不上，这自然又使一批人退避三舍。第三，郭店楚简问世之际，激动之余，做些富含感情色彩的发言无可厚非，然而，十多年后，我们更期待的是谨严的、厚重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一挥而就的。

令人欣喜的是，王中江的《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打破了沉寂。这部近60万字的书籍，是一部谨严的、厚重的大作。以郭店楚简的问世为契机，作者开始密切关注、跟踪各种简帛新材料及研究新动向，并从哲学与思想的角度做出系统、深入的分析。这部历经十年磨砺的著作，代表着出土文献思想性研究的新成就，也引领着出土文献思想性研究一些新的方向。

这部著作的特色，首先在于对简帛材料的整体性把握。一般学者限于个人能力，大多仅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出发，去出土文献中寻觅一些感兴趣的材料，对某一家或某一类问题展开研究。这样做往往容易偏于一曲，不见整全。关于先秦时代思想，最多只能获得一些片断的、割裂的印象。而这部著作的关注点极其丰富。其第一编是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凡物流形》讨论古代宇宙生成论。第二编是通过上博简《鲁邦大旱》《鬼神之明》《三德》考察从夏商周三代宗教到春秋战国时期信仰形态的变迁。第三编是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穷达以时》《五行》研究先秦儒家心性、美德和境遇的问题。第四编是通过上博简《孔子诗论》、简本和帛本《老子》探讨经典诠释及其意义。第五编是从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凡物流形》、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语书》考察法哲学原理、公共理性和政治伦理的问题。附录则收录了其他一些重要论文及他所做的部分竹简编联。就研究的过程可以看出，王中江熟悉、了解竹简研究这门特殊学科的每个步骤。就研究的细节可以看出，他对前期或相关的成果有着充分的消化和把握。就研究的范围可以看出，此书涉及简帛新材料反映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儒、道、墨、法，均为讨论对象；从形而上层面的宇宙论、天道观、心性说，到形而下层面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伦理，均在考察之列。

作者认为，大量新出土文献所承载的广泛信息，首先促使学术界重新认识的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多样性和整体性。因此，通过这本书，我们得到的是一幅先秦思想全景式的图画，而这正是一般简帛类书籍所难企及的。如此书《导论》所示，王中江通过简帛研究致力于“古代哲学和思想记忆的复活”，可以说，此书正是从全方位加以复活的积极尝试。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色在于哲学的进路。也就是说，王中江在观察分析那些简帛文本时，并不拘泥于文本自身，就事论事地做出讨论，而是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从思想史、哲学史整体的视野去观察和发掘这些新材料的价值。这并不是说作者反对文献的进路，可以说他的研究也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分析之上，但王中江认为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他要努力跳出文本，进入文明思考的广阔世界。对信仰形态、德行伦理、为己之学、公共关怀、法哲学、政治伦理等问题的讨论正是从哲学角度对简帛材料的重新审视和提炼，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视角和活跃的思维。我也通过《恒先》《凡物流形》《三德》等文献观察古代宇宙生成论和黄老道家的早期面貌，但始终难以跳出文献自身，所以只能考察一些琐碎的问题。当我读到王中江从自然观、人间观、鬼神观的宏大视野所作出的整体观照和系统论述时，深感自叹不如，这正是个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例如，他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视作“生育式宇宙观”，认为这种宇宙观为建立一种“生态形而上学”提供了悠久的源头。他提出“三代”到东周信仰体系的转变并不是从宗教到哲学单线演进的过程，而呈现出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与超验信仰并行不悖的形态。这些新颖扎实的观点与作者长期接受的哲学训练有关，看上去他做的是出土文献研究，其实，这成为他上古哲学史重构和思想史复活的重要一环。在他的视野中，简帛资料不再是一篇篇孤立的文献，而成为一根根撬动哲学研究新生长点的杠杆。

基于这种整体思维，王中江进一步提炼出“简帛文明”的概念，用这个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以竹简、木牍和缣帛等为书写材料而保存和传承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国文明。比起“青铜时代”这一概念来，“简帛文明”是一个更加广泛和综合的文明概念，它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思想信息比其他任何载体都要大，它奠定了后来中国整个历史的基础。用一种文字载体来冠名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作为一个概念是否成立，学界多有争论。但作者的学术倾向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古代文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醒我们关注日益增多的简帛古籍对哲学史、思想史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对我们从事简帛文献思想性研究的学者而言，不乏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