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陈 琴

韩宝强教授少年时期学习小提琴，大学本科学习作曲，硕士研究生读的却是民族音乐学和律学，后来又成为律学和音乐声学博士。

他痴迷于动听的乐音，更对乐音背后的原理好奇，30年间取得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为留下中国民族音乐的基因、让中国音乐有自己的标准和体系，近20年来主持制定了中国民族乐器音响的第一个标准——《中国民族乐器音响标准库》。

他不遗余力推动中国音乐声学学科建设，直至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建立。

近日，韩宝强教授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从求学之路到对音乐声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他向记者娓娓道来，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求索之路，以及他对音乐科技和音乐声学学科发展的展望。在采访中，韩宝强教授睿智而充满哲理的叙述、洒脱而不失幽默的学者气质，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广阔的艺术视野和宽厚的学术胸怀。

执着求索之路

“我在专业上的转变较多，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少年时学习小提琴演奏的经历；一是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无线电发烧友，受他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无线电很感兴趣。”韩宝强告诉我们，14岁他就能做电路板、攒半导体收音机，老师们也为此很喜欢他。“无线电的音响做好了听好的音乐，学音乐也是追求声音之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要追求声音的完美。”韩宝强总结道。

少年时代的兴趣深深影响了韩宝强后来的选择。因为演奏小提琴的基础和插队时自学的作曲知识，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2月他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学习作曲时，对和声与配器最感兴趣，因为这两个领域对声音色彩的影响力最大。”同时，图书馆里那些在当时国内还很少的电子音乐和计算机音乐的外文资料，为他打开了另一片视野。

这些爱好和兴趣在1982年他师从我国现代律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的缪天瑞先生时，开始呈现为一条逐渐清晰的线条，他也“不知不觉”（韩宝强语）走入音乐声学的世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选择，因为“那时学作曲的人很少为中国民族乐器写作作品，也不感兴趣。他们觉得西洋乐器的乐器系统复杂而完备、声音好听。但我觉得律学中有一些声学的东西，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学习期间，缪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音乐家厚重的历史责任感，至今让韩宝强感佩不已。

1986年起攻读音乐声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韩宝强在律学上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开始转变。在他看来，中国律学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律学体系，是从物体振动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仅用数学及计算方法探究这些内容，本身意义不大。为此，韩宝强在研究中引入人的听觉感受，即从人的角度去研究律学。“律学的提出是古人觉得乐器的音准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可是发展到后来却变成律制本身的计算。现在我们需要回归到它最本质的问题上：运用这些律制创作的音乐人听了感觉如何？人如果不能判断其中的差别，继续深究就毫无意义。”韩宝强分析道，“研究一个问题而到后来却忘记了目标，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

韩宝强这个研究方向的变化也受到当时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包紫薇教授的影响，后者是我国声学研究、音质主观评价等方面的资深专家。1987年，韩宝强与北京大学物理系龚镇雄教授合作开展了人耳音乐听觉心理研究，极大地拓宽了中国音乐声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

现代音乐声学起源于德国，而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尚未形成体系，为了更系统地研究音乐声学，1990年和1995年，韩宝强曾两次到德国访学；2000年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乐器声学计算机音乐。

丰硕研究成果

对于音乐声学，韩宝强一再强调：“这是一门基础学科，不是工具。”从学科角度看，音乐声学是从声学角度、用声学研究方法来研究音乐现象，具体可分为乐器声学、歌唱声学（或称嗓音声学）、环境声学（即音乐厅声学）、音乐音响的物理属性与人类听觉的相关性（如音色、音强、音高、时值）等门类，研究内容很具体。“打个比方，一段音乐好听，音乐声学要解释它为什么好听，探索背后的原理，还要追问利用此原理能否创作出同样好听的音乐。”

自1982年迄今，30年间他成果丰硕。除人耳音乐听觉心理研究课题，还包括《乐律学教学系统》、《编钟测量系统》、《中华和钟音质分析》、《中华传统音乐音响数据库》、《数字音频检索系统》、《木材生物改性与提琴音质改良》、《乐器声音品质检测系统》、《中国民族乐器音色库》等项目。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经应用于实践，如人耳音乐听觉心理研究的成果为乐律学研究和乐器制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制订乐器调音误差标准的参照数据。《编钟测量系统》、《乐器声音品质检测系统》是检测乐器声音品质的工具。《木材生物改性与提琴音质改良》则是根据企业实际生产需要所进行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乐器声学仿真系统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据韩宝强介绍，是为了让学生直观地听到或者看到乐器改良之后的效果，一旦成功，或将是世界乐器科学领域的突破。

近年来，韩宝强教授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音乐声学》的理论体系架构，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在研究中，韩宝强对民族乐器的关注更多一些。1991～2005年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其中一项工作是检测改良后的民族乐器。其间，他就民族乐器改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整理介绍这方面的情况，给中国民族乐器的改良和发展提供系统理论的指导。

“我不能说走哪条路一定会很快到达顶峰，但可以让改良者知道哪条路肯定走不通，让他们少走弯路。”据韩宝强介绍，有位改良者用5年时间试图加宽二胡的音域，仿照小提琴加装了3根弦甚至4根弦。如此，音域确实加宽了，但音色不好，低音出不来。原因在于音色与共鸣系统是相对应的，加宽音域，共鸣系统也要随之加大。二胡是皮膜振动，共鸣系统即琴筒加大后，琴皮也要加大，其弹性随之改变，加大按压力度之后琴皮压下去无法恢复，乐器的性能就大受影响。

根据多年了解的情况，韩宝强发现民族乐器改良零散而缓慢，且多属个体行为，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很多乐器将来可能会消失。他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给予关注。另一方面，他建议从事乐器改良的人，应学习一些音乐声学知识，从而更科学、更系统地开展此类工作。

而音乐声学在乐器改良方面的应用，与这门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2002年，韩宝强曾撰文《我国近代音乐声学研究概览》，总结了20世纪下半叶较为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也指出了存在的两大问题。

韩宝强认为，国内音乐声学的研究起点比较低，成果比较少，发展空间大。目前，依然存在忽视音乐声学研究及其研究队伍的建设和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其实以前有些学校也很重视，只是力不能及。如上海音乐学院曾提出发展音乐声学，用音乐声学指导各学科的研究，可那时没有老师，无从发展。而理论脱离实际不单是音乐声学专业的问题，在我国教育体制中较为普遍。对于音乐声学而言，这个问题还不算很严重，但只与乐器厂家、演奏者等保持联系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所有乐器生产厂商中都有懂乐器声学的人，这样就能够随时随地发现问题、改正问题。”

架构民族乐器标准

民族乐器改良是从演奏应用角度进行研究，有些乐器在结构上需要重新设计，使其更适合演奏、声音更好听。而对于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而言，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立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民族音乐发展。因为民族乐器没有标准，就没有统一的型制，也无法突破当前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形成真正规模化的乐器工业；民族乐器没有标准，民族乐队也没有标准，作曲家的作品适合一个乐队演奏，未必适合另一个乐队，使得作品无法广泛传播，反过来影响作曲家的积极性，最终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民族乐器没有标准，生产、改良、教和学都很随意，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对民族乐器、民族音乐的深入研究及其持续发展。

韩宝强队乐器标准问题极为关注，这源于他留学德国的经历。韩宝强将这段经历的影响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训练了他严谨的态度。“世人皆知德国人严谨，我是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他给我们讲述了曾经遇到的一件小事：我在埃森大学音乐系学习，发现无论刮风下雨，每两小时门卫就从我一楼办公室的窗前经过。我很好奇门卫为何如此准时。一个周末，我无意间看到门卫在转角处给一块表上发条，才知道此表每两个小时必须上发条，否则停走。原来德国人是用这种制度督促人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他也发现，德国人习惯于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原因，减少不必要的错误。“现在我也这样要求学生，既然是科学研究，不用科学的方法怎么能进步？不严谨，用科学的名义做着不科学的事，那是说谎！”

另一个方面，就是标准意识。韩宝强现在还对德国人的标准意识感叹：“我们现在生活中所用的标准，十之八九是德国人制定的。德国啤酒在400多年前就有标准，连A4纸、马路边的井盖等都是德国标准！标准是基础，有了基础才会不断涌现精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音乐界普遍缺乏标准意识。

1991年他从德国回来之后，紧迫感时刻提醒着他：“如果我们再不做民族乐器的标准，将来外国人很可能会来做。到那时，中国音乐还有什么？我们脸上无光啊！”第二年，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负责建立《中国民族乐器音色库》，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保护濒临消亡的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音色库的内容包括乐器的各种音响资料（单音、音阶、各种演奏技巧、乐器片断等）、图片资料和背景文字说明，利用光盘介质作载体，按数据库格式存储和检索。这项工程对如何利用高新技术保护和利用民族乐器的音响资源起到了示范作用。“这是从标准化角度来记录民族乐器的音色，也对后来的工作做了资料储备。”韩宝强说。

2008年，中国民族乐器的第一个标准——《中国民族乐器音响标准库》课题研究正式启动，3年方成。评审会专家组给予了研究成果这样的评价：“它利用乐器声学理论和采样分析技术，以20种不同发声原理的民族乐器为样本，探索并初步建立起了我国民族乐器音响标准库和相关的使用和检索方法，为我国民族器乐的继承提供了基本的音响标准和依据。”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副院长说：“它既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填补了国际乐器评价体系中缺少中国民族乐器客观印象评价指标的空白。”

从1992年到2011年，标准路上的辛苦繁琐、千头万绪，韩宝强深知个中滋味，却从未有停下来的打算，因为中国有2000多件乐器，56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乐器，“我这辈子肯定做不完，但要把路铺好，让后人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其实我的老师们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只不过有些没有落实到应用和操作层面。”韩宝强说，“我们要不断做下去，做了100件乐器，就能做1000件，那时候，中国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乐器体系和标准！’”

“有了标准意识，中国音乐将来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标准，发展得更好。同时，我们所制定的标准也保留下了民族音乐的基因。有了基因库，中国音乐将来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能找到自己的根。”对将来的发展，韩宝强非常自信。

完善学科体系

音乐声学研究存在的两大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才不足。这也是困扰音乐声学发展的瓶颈，为此，韩宝强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仅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研究生教学工作时，教授的课程除音乐声学外，还有律学、律学测量、律学史、音乐声学测量、和声音响学等。可以说，他一人承担了音乐声学及与其相关的所有学科课程的施教。

而作为一门学科，音乐声学要有自己的教科书。为此，2003年，韩宝强撰写了《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一书。业界曾高度评价这本著作：“它对现代音乐声学进行了深入、系统、详实而全面的研究。这也是一部声音艺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理论专著，……填补了我国现代音乐声学学科建设的空白。”对此，韩宝强谦虚地说：“这本书只是填补了我国音乐学院音乐声学学科建设的空白，为我国现代音乐声学学科建设做了一点事。它是给音乐学院学生编写的教材，实用、浅显，结合了很多音乐实例，而且第一次在一本音乐声学的书籍中强调了听觉的作用。”

2011年7月6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正式组建，是中国音乐科技即音乐声学、乐器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国内目前唯一开设音乐声学和乐器学本科专业教育的科系。“它是体制上的保证。”韩宝强说，“有了这个优质的教学和科研平台，有了老师和学生，研究和教学就能延续下去。”

围绕这个系的建立，韩宝强给我们详细介绍了1996年到2011年间，包括中国音乐学院时任和现任领导，以及一些老师所做的努力，却鲜有提及自己。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工作需要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人就是他。

虽然还在忙着系科建立中的诸多事务，韩宝强对音乐声学的发展早已有了规划，在他看来，目前最重要的，“是以学科的思路来发展音乐声学，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不要太功利化。”他说，所谓学科建设，表明它还是一门学科，不是纯粹实用的部门。即便是实践，如与音乐协会合作建设的实验基地，也是从学科的角度来做，因为在实验基地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素材，补充到教学体系后，能让学生及时获得更新的信息。而且在获得新信息的过程中，学生也知道了音乐声学的运用与价值。

据韩宝强估计，在中国建立音乐声学理论或者体系至少需要上百年，到那时，也许看得到效果，也可能还要继续努力。“但我想无论如何应该有一点作为。现在所取得这些成果我很欣慰，我又帮助我的老师做了一点工作。”

谈及教学工作，韩宝强表示，将来要在音乐科技系的教学中打破死记硬背式的应试教育，关注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动手能力，要求学生做一些实际的、具体的事。而在他所担任的研究生教学中，他仍要做两部分的工作，一是为学生答疑解惑，给他们的课题研究提供参考，指导其发展方向。另一个，就是发现学生的优点，让他们扬长避短，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快更远。对于后者，韩宝强说当年因缪天瑞、黄翔鹏和诸位先生的指点，他才有今天的成绩，他也要将这个传统保持下去。他认为教育之于学生有如百川归海，不能截流，否则河流就要干涸。代代相传，这无论对他的学生还是中国音乐声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发展，都是一种幸运！让我们祝福韩宝强教授！祝福我国的音乐声学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