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宇，张雁鸣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一、引言

近年来，孵化器对提高新创企业成功率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的社会效益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孵化器的创新源头作用以及孵化运作机制是创新和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无论是对孵化器组织结构的关注、影响孵化行为的要素分析还是孵化器自身运作的内在机理，如何提高孵化绩效是共同的立足点，Sean M.Hackett，David M.Dilts(2004)认为所有针对孵化绩效的研究其核心内容在于“孵化器的孵化行为如何影响在孵企业的存活率”［1］。由此，很多研究者从孵化器提供的增值服务、孵化器的硬件条件(如场地面积及其使用率等)以及孵化器的产出指标(如创造就业机会数、成功孵化的企业数等)来研究和评价孵化的绩效［2－5］。然而，这些研究的共性问题在于，仅从孵化器的视角出发分析如何通过改善孵化器的管理运营提高孵化绩效，而被大多数研究忽略的是作为孵化对象的在孵企业在孵化绩效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即在同一孵化环境下，在孵企业自身的差异性如何影响孵化绩效?

孵化环境对于脆弱的新创企业而言是一种更加合适的生存环境［6］。根据Hugh(1999)和张炜等(2007)的研究，孵化环境主要包括创业文化氛围、创业孵化网络、创业政策支持、投融资环境和基础服务设施五类内容［7－8］。在因自身绩效记录缺失和信息不对称而难以获得投资者正确评估的条件下，入孵的新创企业却能够通过孵化器创造的孵化环境获得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条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