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春明

几十年悠悠岁月，如烟的往事时时掠过心头。看着客厅橱柜上的这张照片，那已逝去的时光又如电影一样回放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照相，黑白的，并不精彩，表情有掩饰不住的羞涩，一点也看不出大方；却是在心跳加速的时候，让我记忆犹新，至今不忘。

那是在1973年下半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由于种种原因，保送上大学无望，父亲凭借自己多年的感情投资，找到当时大队的杨支书，为我谋得一份赤脚老师的差事，让我直接就进入村小学任教，那年我刚18岁。同时，父亲也许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紧锣密鼓地为我觅起媳妇来，好圆了他早做爷爷的梦。也由于他的人缘好，他在自己曾任会计的王炳志村为我物色着对象，最后找到了我现在的妻子，跟岳父母一拍两合，即刻成交。开始是“衫袖笼里缩缩”（家乡看亲的通俗说法），接着是“小定”、“大定”，只等择良辰吉日拜堂。这期间，父亲在大队采石矿任采购员，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带我们去九江市逛了逛，顺带为“大定”买衣服。家乡的风俗，“大定”是要买足结婚时女方的衣服的。那时讲究上下衣一身一身地买，多的可以有十几身，少的也有六七身，而且布料要挑较好的。当时没有化纤之类的料子，毛料又太高档，灯芯绒、平板绒是必不可少的。记得在九江，随妻子之意，也买了近十身，很花了点钞票。虽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父亲借的，但还是花得高兴。

买完衣服，父亲没忘带我们去照相馆照张相。因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所以印象极深。我清楚地记得，照相馆名为“人民照相馆”，摄影师是位身材高大的哑吧师傅。由于是和女友（就是现在的妻子）站在一起，我特别紧张，脸上羞得通红，随便一站，没敢和她靠拢，局促地等待拍照。哑吧师傅也许看出了我的窘态，笑容满面地用手比划着，我哪里能看得懂。没办法，他只好将我从右边拉到左边，并让我们紧挨在一起。当时，我并不清楚是何用意，后来才明白这是规矩。男左女右，自古以来约定俗成，不可更改，摄影师当然非常在意。站好后，他就钻进蒙在摄影机上厚厚的红布里，右手拿着一个黑色的橡胶圆鼓鼓，按下了快门。而如麦芒在背的我也终于解放了，长长地舒了口气。那时照相，马上是不能取相的，要经过暗室洗相的环节，不如现在数码相机那么便捷，相片是父亲第二次出差才取回的。

这是我和妻子的第一次合影，后来在农村拜堂，根本就不兴什么穿婚纱拍结婚照，没那个条件，开不了洋荤，于是，这张合影就成了我们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戴着帽子，表情很不自然，还是一脸的稚气；妻子上身穿着花格子褂，一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垂在胸前，脸上显得很满足，当然也非常羞涩。去年，我翻出这张照片，保存得不错，褪色不明显。为了能永久保留，我特意拿到照相馆塑了封，然后放在客厅的橱柜上，外孙和孙女们看后笑个不停。他们哪里知道，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初次单独在一起是多么的尴尬。

对了，那次在九江住旅社，我和父亲住一间，妻子单独一间。记得一天晚上，也就七八点的样子吧，父亲外出应酬，我们单独在房间闲聊，关门时不小心打了保险，服务员还特意敲门，说是送开水，责怪我们不该打保险，好像我们在房间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我们可是紧张得连手都没敢拉。特殊的年代才有特殊的事例，特殊的事例留下特殊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温馨；这种温馨，是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