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旺

谢亚龙案大起底

文/黄金旺

一批昔日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足球官员、裁判、俱乐部经理、运动员纷纷走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庄严的审判。

这是有史以来法律对足球腐败案件一次规模最大的审判，是足球存在问题的大暴露，也是国人对足球最集中、最严厉、最深刻的一次剖析和反思。

在足球反赌案中落网的所有官员中，谢亚龙级别最高，所以他的关注度也最高。

2012年4月24日，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第4法庭，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出庭受审。那么，谢亚龙是怎样倒在受贿罪上的呢？

谢亚龙一路春风一路“发”

4月24日早晨7时50分左右，三辆警车把谢亚龙从看守所押至法院。当警车行驶至法院门口时，透过车窗只能依稀看到谢亚龙的背影。他穿着一件橘红色的“号服”，身形消瘦，头发花白。

8时多，谢亚龙的两位辩护律师陈刚和金晓光抵达法院。此后不久，包括谢亚龙姐姐谢亚梅在内的两位亲属也匆匆赶来，他们与律师简单交流后便进入了法庭。谢亚龙妻子在尿毒症晚期，儿子在美国上学，没有前来旁听。

谢亚龙在2005年起接替阎世铎，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2009年1月，谢亚龙离开足球界，调任中体产业。2010年9月3日，谢亚龙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2010年9月12日，公安部证实谢亚龙因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逮捕。

根据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内容，1998年至2008年，谢亚龙利用担任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足管中心主任和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派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全民健身器材采购、国足教练任用、球队晋级、裁判员推荐、比赛场地安排、足球企业经营和改制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折合人民币172.78万元余元，共指控12项犯罪事实。

1996年，时年41岁的谢亚龙就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群众体育司司长，可谓春风得意，但腐败就在这种得意下不经意而产生。起诉书称，谢亚龙在1998年5、6月间，利用群体司司长的便利，应时任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国和副总经理石仲凯的请托，承诺在健身器材选购评审过程中关照该公司。为此，他先后两次收受对方所送的9万元。1999年和2000年，他又为该公司成为国家体育总局设备提供商提供了帮助。为此，他先后11次收受对方的感谢费11万元。

2000年，谢亚龙离开群体司，先后在体育总局田管中心、体育科研所、陕西省安康市委、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任职。几年过后，2005年2月，谢亚龙调入足管中心担任主任，开始了“万众瞩目”的生活。

虽然谢亚龙仅在足管中心待了三年多，但这三年却成了他的“发家史”。

起诉书称，谢亚龙在2005年8月至2008年间，接受中国足协下属企业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邵文忠的请托，为该公司的业务、企业转制及邵文忠的续聘等方面提供了帮助。为此，他先后收受邵文忠近31万元。

作为中国足球的掌门人，谢亚龙还和各俱乐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5年10月，谢亚龙在南京收受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张玉道所送的5万元，并承诺为江苏舜天队的发展和晋级中超给予关照。2006年中超联赛期间，谢亚龙接受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康梦君的请托，在裁判员安排等方面对该俱乐部给予关照。最终，该俱乐部在2006赛季夺得中超和足协杯冠军。2007年4月间，他收受康梦君为感谢其帮助及求其继续关照所送的20万元。2006年8月17日，谢亚龙收受原上海联城足球俱乐部投资人朱骏所送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北京顺峰饮食酒店消费卡一张，并承诺对该俱乐部给予支持。2007年年初，他又收受朱骏所送的20万元，并承诺帮助、支持朱骏获得上海申花俱乐部经营权。

谢亚龙的“触角”还延伸到国足和俱乐部教练的任用上。

2006年间，他帮助朱广沪留任国家队主教练，此后接受了朱广沪所送的感谢费5万元。而在2007年间，他推荐沈祥福担任广州医药队主教练，并承诺对该俱乐部晋级中超给予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先后收受广州医药公司副董事长谢彬和俱乐部总经理宁智雄所送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近32万元。2007年12月，谢亚龙收受足球经纪人温嘉庆所送的5万元，并承诺为中国国奥队主教练兼中国男足总教练杜伊科维奇续聘一事给予帮助。2007年中国足协招聘中国男足助理教练期间，谢亚龙为王宝山担任助理教练提供了帮助，事后接受对方感谢费10万元。

此外，谢亚龙还在集训地选择、比赛场地安排等方面“颇有建树”。

2007年间，谢亚龙安排中国女足等队伍在位于云南海埂的昆明体育训练基地进行集训。为此，他被控先后接受该基地主任王万钧的感谢费2万元。2007年中超联赛期间，谢亚龙在比赛裁判和场地安排上对长春亚泰队给予关照，该队成为当赛季联赛冠军，谢亚龙被控从俱乐部总经理刘玉明那里拿到3万元的“好处费”。

尽管书生气十足，谢亚龙也颇有商业“头脑”。

起诉书称，2006年，谢亚龙帮助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中超联赛赞助商。为此，他被指先后收受该公司市场部总监李彤共计折合人民币17.84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亚龙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庭翻供称被“刑讯逼供”

让人意外的是，对于检方上述指控，谢亚龙当庭翻供，指控专案组严刑逼供，致使自己屈打成招。

公诉人刚开始质证，谢亚龙就表示自己遭受了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整个旁听席随即轰动。随后整个上午，几乎都是谢亚龙在讲述那个过程。

“2010年9月3日上午7：40左右，我被从总局带走，刚刚上火车，专案组的警察就骂我，我说‘你们怎么骂人呢’，警察上来就是一耳光，‘你以为我们是北京公安吗？我们是辽宁公安！’然后我戴上手铐，蹲在角落里，不让站也不让坐。”谢亚龙的代理律师陈刚转述。

“到了辽宁，进入被监视居住的招待所后的当天，晚上6点左右，专案组对我开打了，手脚被拷牢，然后扇耳光，随后要求我自己脱光衣服，只穿一条裤衩，从头上浇凉水，9月份的沈阳已经很冷了，我冻得受不了。”

“9月5日开始，我只能开始交代，他们仍然不断打，手段包括了电击，这导致了我现在严重的心律不齐，中间一直有羞辱和殴打，不让睡觉。还有一次，专案组的一位官员喝醉了，一来就莫名其妙地打我。”

谢亚龙之前在看守所曾经接受过央视记者的采访，其中提到了鲁能、亚泰等俱乐部给他送的钱，这些在公诉方的起诉书中也都有，但他在庭审中当庭表示：“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编出来的假话。当时因为我还没有见到律师，不能说真话。”

公诉方一共指控了12项罪名，172万元的涉案金额，谢亚龙的律师逐条给媒体复述了谢亚龙在法庭上的回应。

“像说山东鲁能夺冠后第二年给我送了20万，事实上夺冠后他们是表示了要送，但我说绝对不会收，所以他们其实根本就没给这个钱。他们来我的办公室找我，是因为山东要办亚冠的比赛，为了安保等工作，要求中国足协派遣工作组去指导，我向总局申请后派了十几个人去。”代理律师金晓光转述说，“刑讯逼供后，我说20万是打卡的，结果他们马上打电话给我妻子让她交卡，我妻子当场就哭了，因为根本就没这个卡的事儿，为了不连累患有尿毒症的妻子，我只能改交代称是送的现金。”

“至于江苏舜天张某送5万块，完全是我编造的，因为我们就见过一面，是2005年十运会期间，我去舜天考察，当时还包括了当地体育局长等好几个人。”

“亚泰是送了3万元的银行卡，是趁我不注意藏在一个文件夹中的，我一直带着这张卡要还给刘某，但碰到几次都人很多，后来去长春他又生病了，结果卡丢了，你们可以去查这张卡，看看我有没有拿过钱——我当时是足协一把手，3万块就能买个冠军？天大的笑话！”

至于为什么要编造这么多的假话，谢亚龙解释说：“是专案组为了把我的案子定成受贿金额150—200万，才非要我多交代钱的。”

“他们威胁我，但是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数字，他们把我家人的两辆车也都算上了，说我是为家人谋取的私利，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为自己亲友办过什么事。”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转述了谢亚龙庭上的话。

“而为了活下来，我只能屈打成招。”他说，“我为什么现在出庭还穿棉袄，是因为我大冬天要穿着裤衩被打。”

谢亚龙在庭审中间哭了，他说：“我知道会撤销自首情节，我为什么还要讲真话？不能让这个案子再这么错下去！”

据庭审旁听者称：下午的庭审从13点开始，主要进行的是辩论环节。谢亚龙每个书证都要仔细地看，耗时挺长；不过法庭对他也宽容，让他看完之后发表意见。他对绝大多数证人证言都称有假。

晚间，身体状况很差的谢亚龙难以支撑，因咽喉发炎说话困难，见此情状，辩护律师曾向法庭要求改日再审，但被驳回。谢亚龙在最后陈述时表示，对真的（受贿行为）认可，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希望法庭能依法进行判定。他还表示，此前作了很多“假供”连累了很多人，因此在这次庭审上宁可说真话受贿10万获重判，也不违心承认受贿100万而被轻判。

谢亚龙的律师陈刚说，根据谢亚龙当庭翻供的说法，他们立即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法庭没有接受：“法庭只是表示，对谢亚龙陈述的情况，他们已经记录在案，然后就说‘进行下一个程序’。”

“我们要求公诉方传证人到场，但是所有的证人，没有一个到场的；我们说，涉及钱款的指控，应该有相关的记录，比如银行对账单之类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只有上海一个老板请他吃饭，给了他那家饭店一张2万元的消费卡，才有银行的信用卡刷卡记录；公诉方出示的审讯人员称没打人的证据，就是那些人的口述，标点符号都一样，然后加盖了个公章，这个是不能证明的，而且，按照规定，审讯从被告人进入审讯室都要全程录音录像，但我们全部没有看见，公诉方说有光盘，但没有当庭播放。”陈刚说。

陈刚还介绍，谢亚龙说严刑逼供，导致了他主要的伤在两处：“左耳出血导致听力严重受损，心脏因遭受电击而心律不齐。对于这两点，我们已经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请。”

由于谢亚龙当庭翻供，检方取消了他认罪态度良好的认定。

4月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专案组办案人员向媒体出示了谢亚龙入辽宁省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报告上，“检查情况及结论”一栏注有谢亚龙体检时的体温、血压、脉搏等数据，并写着“神志清，查体合作，心肺正常。腹平坦，无压痛。全身无感染及外伤，四肢自如，神经系统正常。同意收押。”等字样，并有谢亚龙本人签名。

据了解，自谢亚龙入辽宁省看守所后，案件调查即转交给检察机关侦查。

公安机关否认刑讯逼供，辽宁省司法界人士认为，谢亚龙案件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多达几十份，所有的证人证言不可能都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是可以相信的。

一位参与诉讼的司法人员表示，公安、检察机关都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取得案件证据的，且谢亚龙、蔚少辉都承认过这些犯罪事实。如今他在法庭上翻供，检方取消了对他认罪态度良好的认定。

当庭法官和公诉人要求谢亚龙提供遭遇刑讯逼供的证据时，谢亚龙表示，接受审讯时就他一个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公诉人询问谢亚龙为何不在检察机关侦查时讲清这些事实时，谢亚龙表示，他以为检察官也会打他，所以就没有说。

随之而来的是，谢亚龙的减刑建议被当庭撤销。

据人民网报道，谢亚龙辩护律师金晓光在庭审当天透露，由于谢亚龙当庭翻供，并称自己被刑讯逼供，在下午的庭审过程中，控方已宣布取消起诉书中的关于自首的情节认定，将减刑的建议撤销。

谢亚龙受贿案的审理，从24日9时开始，经过中午短时间休庭，直至21时30分才结束，长达12个半小时，突破了去年年底杨一民受审的10小时40分的纪录，创造了“反赌案”庭审时间的最长纪录。

参加谢亚龙庭审旁听的人还有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球迷代表。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谢亚龙翻供后，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少司法界人士认为，谢亚龙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关系重大，不仅影响到定罪证据的合法性，直接影响到足球反腐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而且事关司法公信力，涉及人权保护的公共利益。如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回应，这一传闻就会不断发酵，继续有人会信以为真，其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上海检察机关某二级检察官表示：谢亚龙是否遭到了刑讯逼供？司法机关应该认真查清，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司法实践不太重视程序上的合法性，程序上的不合法，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实体的公正性。谢案社会影响大，司法机关认真查清，对社会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对全社会增强程序法观念，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足球体制弊病培育了足协贪官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把中国足协作为问责对象，对足协来说一点儿都不冤。过去人们明知道他们不作为，明知道一些官员向俱乐部吃拿卡要，明知道他们与黑哨沆瀣一气，明知道他们用权力介入资本，明知道他们出席一次下面的足球会议就要万元出场费，明知道他们不遗余力地保护足球界黑暗势力同时也保护他们自己……不是他们做坏事的智商有多高，也不是揭露者多么无能，而是体制在保护他们。

谢亚龙案开审，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足球问题专家金汕直截了当地指出：足球体制弊病培育了足协贪官。

金汕表示，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蔚少辉等原中国足协的中高层几乎悉数落入法网，很少有什么事件能让人如此震惊、如此瞠目又如此在意料之中。中国足协的这些官员之所以走到今天，正是多年积弊酿成的。

金汕认为，探究中国足球腐败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新的贪官还会涌现。就像不少地方的交通局局长，一个倒下去，继任者依旧落马，在体制的庇护下，他们无所顾忌。因此，“与其研究中国足球的技术，不如研究中国足球的体制；与其指责球员教练的水平，不如拿腐朽的足球体制开刀，”

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这样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猫和老鼠合二为一的体制与功能，使职业足球这个巨大的名利场失去了监督，使中国足协一批又一批人最终失足。

谢亚龙的万言书也表明足球体制弊病滋生了足协贪官。

谢亚龙被带走协查后，一封他写给总局领导的万言书也被曝光。在这篇万言书中，谢亚龙将中国足球的问题看得非常透彻。

谢亚龙曾如此描写他眼中的中国足球：“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管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长期失治，秩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足管中心在足球长期失治的混乱中，在足球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中，组织体系和人员素养存在很大问题。”谢亚龙当政不久就把中国足球的事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但他为何不作为？

“在大环境下，大家都变化了，包括我本人。”谢亚龙这样看待足球圈里无形的“名利场”，“如果不拿这个钱，就驳了人家面子，慢慢建立了一种交往的关系，到了犯罪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很清楚。”

谢亚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说：“人家给你送礼，你不收，人家会很难受，你也会得罪人。在这个环境里，人们慢慢变得麻木了，丧失了警惕，人情交往逐步演化成一种犯罪行为。”

杜甫曾经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一个坏的体制环境，能让好人变坏，一个好的体制环境，能让坏人受到约束，不会让好人变坏。所以，要杜绝足坛腐败官员的出现，也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打造好的环境。

在足球腐败圈中，不只谢亚龙一个人是非不分，将受贿混同于人情往来。

前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涉嫌受贿148万余元出庭受审，庭审中，南勇承认曾收钱，但不承认这是犯罪行为。

原足管中心开发部副主任，原中国男足领队蔚少辉，1995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承办、组织商业比赛、聘用国家队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3.6554万元，他当庭否认了15项指控中的14项，认为是“正常人情往来”而不是“受贿”。

和大多数涉案人员一样，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在为自己辩护时，多次强调自己绝无受贿意图，“钱是收了，但做事还是按照程序进行”。

在劣币驱除良币的环境里，独善其身确实很难。这次足球审判充分证明了人守住底线，保持对法律和职业道德的敬畏，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拒绝不良风气有多么重要！

他人的腐败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土壤的“污染”、行业的腐败也不能成为腐败的借口。

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说：“问题还是出现在自身，如果没有约束好自己，你不论是在高危岗位还是低危岗位都会出问题。我现在感到非常内疚惭愧，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谢亚龙的受贿行为使他与中国足球“互相伤害”。谢亚龙的受贿行为合理解释了中国足球的一路滑坡以及国字号球队的溃不成军。在谢亚龙任上，从国足到国奥，从男足到女足，中国足球在各条线上纷纷落败，最终落得个四大皆空。对中国足球充满期待的球迷，将不满发泄到了谢亚龙身上，于是从国字号赛场到中超联赛，“谢亚龙下课”成为流行语。

正是任期内中国足球的混乱不堪使得谢亚龙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后“下课”。

谢亚龙因受贿倒下了，身败名裂；他所领导的足球事业衰败了，一落千丈。谢亚龙给我们的警示集中到一句话就是：要让你自己不败，要让你自己所领导的事业强盛起来，那就一定不要爱财，不要受贿。因为，你得到的不义之财有限，而失去的却无限，包括崇高的体育道德、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事规则、个人的形象名声前途等等。

编辑：靳伟华 jinweihua1014@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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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尽快搞清谢亚龙翻供原委

审讯与起诉机关必须积极回应热点案件审判过程中的疑点问题，尤其是针对自身权力滥用与形象受损的传闻，应予立即回应。只要不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法律规定的保密事项，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公开并不是件复杂的技术活。何况谢亚龙案的相关传闻直接涉及到办案人员的作为，有必要尽快搞清原委。这既是保持与公众信息对称的制度设计，也是跑赢传闻，减少各种传闻和谣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务实举措，更是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捍卫法律威严，保持司法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不懈陈辞

在刑事案件中可以考虑以证据为准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强大的压力，正常的人一般不会承认自己犯罪的事实。所以可以肯定，如果不严刑拷打，很多犯罪的人，如果没有证据就不会认账，最终会逍遥法外。但如果审讯时允许刑讯逼供，无疑会使很多人屈打成招。那么我们是宁可冤枉一个好人，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还是宁可放过一个坏人，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呢？ 我认为虽然惩罚一个坏人很重要，但不冤枉一个好人更重要。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考虑以证据为准，不接受嫌疑人的口供作为证据。既然口供不能被法院接受，那刑讯逼供的动机就没了。如果被告自己愿意认罪可以在庭审中向法官当庭认罪。

——郝俊波

要遏制刑讯逼供这一司法痼疾

刑讯逼供是一个很难用证据证明的犯罪，因此要想整治这一经世难题，必须在各个方面着手，才有可能制服这一“奥特曼”怪兽：第一、就是关于刑讯逼供的刑事立法必须加以修改，要确立如同“非法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样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要求警方在这一问题承担主要举证责任，而不是有弱小的个人来举证指控强大的国家。第二、是建立“羁押探视人”制度，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警方羁押（包括留置盘查、监视居住、拘传等易变相羁押的强制措施）的同时，确立社会第三方给予羁押探视，监督警方的办案。第三、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王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