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敏

将“改革驱动”进行到底

文/朱敏

朱敏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著有《中国经济缺什么》《转型的逻辑》等。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经济要想越过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驱逐“魔咒”，取下高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想开启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亟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师的话来说，现在中国“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

寻找动力源：创新力迷局破解之道

应该说，知识界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这从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份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和非议，便可见一斑。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

比如，笔者最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官方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绝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政府直接指定产业技术路线。这如何不是危险所在？

试想：GDP有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官方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该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D经费支出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公认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国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窥其一斑。

关于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句话说，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在此，我想将本文基本结论先予明确：唯有改革才能为创新开山辟路、保驾护航，唯有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方可再度激活和释放社会活力。

虽说从逻辑上讲，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结论，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又何来新鲜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常识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支配性力量？若不将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就会一叶障目，容易受到蒙蔽，继而蒙蔽他人。

驶向快车道：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论证上述命题，并得出同样的观点。不难发现，中国当前不光是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少地方其实也在各自所规划的发展战略中，都将“创新驱动”视作实现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若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理论观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等四个阶段。

也可以说，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各自对应的四类驱动力。其中第三阶段的经济发展引擎，正是创新导向或创新驱动。在迈克尔·波特的描述中，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特征主要包括：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以此按图索骥，先后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是：英国（19世纪前半叶）；美国、德国、瑞典（20世纪初）；日本、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21世纪初）。现在，真轮到中国经济了吗？对此，学界有着不同观点，也不乏质疑之声。我注意到，上海人大财经委李迅雷的分析颇有代表性，可作为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靠什么推动？”这是李迅雷疑问的开始。由于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他判断“中国经济还未到达创新驱动阶段”；又因依靠“前期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主导经济的力量”，判断中国经济应该处在投资驱动阶段。从而认为，目前不少省市明显高估了创新驱动在现阶段的作用。

何来创新驱动？！其推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201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过9%，且没有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速低于8%。但从它们的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接着还比照了日本在1975年及韩国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速，以及日本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的贫富差距，以较为翔实的数据佐证了前述判断。

由此得出，“中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创新驱动显然还只能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尝试；对全国而言，即便今后还是延续投资驱动的现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没有达到创新驱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

通过援引以上分析，或许能够有助于理性看待“创新驱动”这一命题。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无数的口号，多数已经成为历史沧海中的小浪花，其中也不乏错误或可笑的例子。但我认为，目前即便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对沉重转型的东方大国而言，“创新驱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如此，还需对“创新”的含义进行创新的认识。

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创新”易被强调为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是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仅仅突出为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何等重要、从而容易忽视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同样重要的现实语境下。不过，当人们愈加发现，内生动力对经济良性发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终于意识到：体制、机制、法治的创新与进步，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来说，又是多么的关键。

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就是改革。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改革则是创新的驱动力。二者结合起来，方是“创新驱动”的完整意思。

倡导“创新驱动”，本身没有问题，更是势之所趋。其实这和突出“内需”、强调“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其他类似的提法，都重在落实。而要真正“落实”，就绝不是某句口号可以实现的了。

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好，还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也罢，关键是源源不断地进行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和改革，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激活社会活力。概言之，经济发展能不能驶向“创新驱动”快车道，其重中之重，在于是否进行以及能否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就此意义上说，若想实现“创新驱动”，必须将“改革驱动”进行到底。重启改革议程，凝聚改革共识，显得迫而切之。

涤荡与革新：走向深刻多元的繁荣

四月下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完成了这届政府收官前的访欧计划。温总理在德国汉诺威指出：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时，这位掌舵中国经济近10年的老人，又发表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创新发展”的演讲。

改革，改革，又见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之国的政府首脑在异国呼唤你。这是不是诸多微观动向走至岁月轮回的临界点之时，不得不触发的一声宏观回响？的确，要不何以扭经济颓势、解经济乱局？难道还有改革之外的良性道路？

当改革走到“深水区”，意味着不能再对困扰中国百年的“转型”大命题含糊其辞。源之不存，流何有自？改革的源头，正是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那也是通往中国亿万国民无穷福祉的应许之地。

关于中国未来应该如何转型，百家争鸣，泥沙俱下。早在上世纪末，就有一本名为《山坳上的中国》的著作风行一时。弹指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人们发现，疑问仍然没有变，中国又走向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否走出危险的“山坳”，迈上康庄大道？

整体观之，今天讨论重启改革议程，往往思维依然比较局限，难免“盲人摸象”看不到利益与观念的源流。究竟是渐近式修补，还是到了非改革“顶层设计”不可，亦在社会上各执一词。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和革新，而社会底层的暴戾气息日渐浓郁。

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关系国运的兴衰。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到底路归何方，其未来逻辑与动力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全社会在广泛争议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诚然，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从山坳走上平川才是正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局部领域的技术性调整不重要，只不过当前社会暴戾气息日渐浓郁，可能已难容许过往的渐进式修补在纾缓社会张力上的不足。有识精英间的共识凝聚和思想文化上的民智觉醒，方可弥合与再续上个世纪以来被“救亡”压倒的“启蒙”，使改革真正具备广泛基础和强大动力。否则，改革命运可能重蹈覆辙，此古今中外皆殷鉴不远。

国家一时兴盛容易，但要保持长久繁荣，则必然有其独到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可曰改革精神，能够不断自我更新。更重要的是，一时兴盛可另辟蹊径，保持长久的繁荣则需寻找大道。而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以及个体力量的勃发，基本上是三五十年就有巨变降临。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也应该有涤荡自我、否定自我、时与革新的勇气与智慧。

与中国一洋之隔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强盛200年，且至今不衰，就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遂一跃为世界第一强国；在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经历“9·11事件”十年之后，美国在纽约世贸的废墟上建立了“9·11清真寺”，族群融合与信仰的宽容，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反思后的共识。

今日中国，亦当遵循此道。正如独立学者罗天昊在其近期出版的《大国诸城》一书中所论，须从多重坐标中找准位置。大国的崛起，绝非仅仅是器物文明，而应借鉴现代国家优秀制度，吸收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服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广泛、深刻、多元的繁荣。

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重申转变发展方式，而这种转变，亦将是多重的，既包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亦包含社会制度变革，以及文明的进化等领域。中国未来需要多方位的全面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敢改革经济领域，中国需要彻底告别“跛足巨人”。国家的辉煌，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更深刻的寓意即在于此。

对中国来说，既要深化经济领域的革新，亦要从人文的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社会危机和体制问题，以改革的逻辑构建“动态和谐结构”。真心希望：老人的改革呐喊，能够多一些青年人的理性回声。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