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艳

摄影/孙向荣

我23岁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33岁才开始“务正业”——拍电影和教书。到今年已经64岁了，才仅仅导演了9部故事电影。1974年，“文革”还没结束，我就调回了“五七艺校”，开始了教师生涯。那些年虽然我多数时间是在课堂上讲课，但是我的主要精力、我的心，主要还是在创作上，在自己电影导演的业务上面。因为我知道，一个电影教师只靠书本、课堂上学来的东西是教不好课的。只有通过亲自的拍片实践才能获得真本事、真经验，才能教好学生。

1974年到1975年，我争取到了机会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影片《杜鹃山》的场记和《海霞》的副导演。前辈谢铁骊、陈怀皑、钱江成了我专业实践课程的师傅与老师。在两部影片制作的全过程中，我明白了谢铁骊导演所说的“导演的主要任务是突出与渲染”的真谛；在“文革”后期的政治风浪中，我目睹了他“服从组织、据理力争”（见其口述回忆录《两步跨平生》）的光彩与难能可贵的道德品格；经验丰富的怀皑导演的言传，摄影大师钱江的身教，都使我获益匪浅。

可是，就是经过了这些学习，当1977年我和郑洞天第一次独立执导黑白儿童影片《火娃》时，还是失败了。停机粗剪后，发现情节不够，全片长度还不到70分钟，需要大幅度地补拍。记得北影艺委会审看样片时，谢铁骊导演曾说过：“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这句话让我们牢记一生。经过导演了概念与猎奇的影片《向导》、真切但简单的影片《我们的田野》，到1984年的《湘女萧萧》，以及1989年的《本命年》、1992年的《香魂女》，我的导演艺术创作实践才开始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