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锋 董瑞晗

(中央财经大学 财税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一、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税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首先，对于我国环境税效应及存在问题的研究。环境税的效应方面，李永友、沈坤荣(2008)基于省际工业污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的效果，使用面板模型证明了我国采取的污染收费制度对减少污染排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弹性达到了0．4，效果较为显著。许广月(2009)、胡建兵(2009)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建立模型对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比较了征收环境税的征税成本和社会收益。罗小兰(2011)则从环境税双重红利的角度探索了我国实现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局限和可能。而针对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税存在的问题，苏明(2009)提出，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尚未形成统一的环保税收体系，有环境保护功能的税种大多数属于规模较小的税种，调控力度不大且力量分散，税种之间的协调和整合力度不够，难以形成稳定的、专门治理生态环境的资金来源，不足以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邓子基(2010)认为我国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施的税收政策尚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税收优惠多且散，政策手段相对单一，政策目标不甚协调;税制结构不够优化，资源类税费制度和进出口税收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等。其次，对我国今后环境税制体系建立的初步构想的研究。邢丽(2009)从整个税制结构出发，在综合考虑环境税的财政、经济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税改革的初步设想。罗章旭(2010)借鉴发达国家环保税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进行了相应地设计，以实现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目标。另外，代荣杰(2009)、邹爱勇、王春霞(2009)、苏明、许文(2011)也对促使环境保护目的实现的整体税制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有益建议。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税的总体效应，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关于环境税的效应，Nordhaus(2009)认为气候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相对于数量控制导向的政策，价格引导导向的政策要更有效一些，并通过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税的效果。Himes，Susan、de Kam，Flip(2006)则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评估了环境税的实施现状及其有效性、环境税收对于经济的影响、地区间税收竞争和跨境的税收协调等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其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经济效应。OECD(2006)在对其成员国开征环境税的实践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税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评估了环境税的竞争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比较和衡量了环境税开征的行政成本、遵从成本和环境税对环境和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影响。Klok Jacob、Larsen Anders(2006)则对丹麦的生态税收改革(ETR，Ecological Tax Reform)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尽管生态税收改革存在长期正面的效应，但在短期由于公众和企业改革意识的缺乏及对ETR的负面态度，导致其对经济的效应难以发挥。关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Pearce(1991)提出对污染行为的征税，可以通过减少其他扭曲型税收收入，实现改善环境和降低税收对经济的扭曲效应的双重红利。Bovenberg(1999)进一步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进行了阐释，并指出环境税可能存在的扭曲效应会相应地抵消环境税的征收导致的其他税种收入减少带来的扭曲性效应的降低，即环境税的第二重红利可能不存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Cirlan、Yandle(2003)、Ozdemir Biltekin(2006)分析了政治因素在环境税决策中的影响，基于公共利益学说(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和对OECD国家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指出在OECD国家开征环境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考虑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和工业竞争。模型证明了财政政策对于抑制污染排放的凹性，进一步说明了政策制定者为了保证环境税收收入而出现消极应对排放量增加的可能性，从而解释了OECD国家环境税效率的低下。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我们意识到国内对于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的不够全面，关于环境税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实证检验较少，因此，本文拟从大环境税体系中的环境污染税入手，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运用协整回归、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检验环境污染税的整体效应。②

二、环境污染税对经济影响的原理分析

(一)纠正外部效应

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外部性的存在，而环境污染即是负外部性的实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经济主体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忽略了本该考虑的经济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效应，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如何纠正外部性成为提高市场效率所应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就研究了税收和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外部效应之间的关系，提出可以通过征收环境污染税，使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相等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目前各国征收的环境污染类的税或者费都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并将之归纳为“庇古税”方案。

(二)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政府征税会影响相关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实际收入的改变和征税产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发挥作用，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环境污染税的开征，会影响产生污染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得其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价格上升，需求相应地下降。价格的实际上升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进而需求也会下降，产生收入效应。同时，对污染企业征税会降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其产品预算线，实现对污染行为的调节。

(三)环境污染税的负面影响

环境污染税作为污染企业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可能会造成企业成本压力过重，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很有可能会选择提高产品价格。工业品价格的普遍提高将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棘轮效应”③的存在则造就了通货膨胀的惯性，使得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长期存在。另外，在出口方面，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H－O④定理，工业产品价格的增加会降低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会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而产生程度上的差异，环境污染税的推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成本、通货膨胀以及出口，是税制设计时应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接下来的实证分析部分将侧重于这部分效应的分析，利用历史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评估环境污染税的开征将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环境污染税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环境污染税在纠正外部效应、促进节能减排的效果方面，已有学者进行了充分全面的分析，李永友、沈坤荣(2008)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面板数据模型，全面地分析了各省市排污费的征收对节能减排的效果，得出的结论是排污收费每增长1%，污染排放就会减少0．4%。由于环境污染税尚未开征，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会使用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估算的税收收入的数据来表征环境污染税这一指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环境污染税纠正外部效应及促进节能减排效果的分析和前述文献重复，因此为免赘述，本部分侧重于分析环境污染税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对企业产品成本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

考虑到影响工业企业成本的因素众多并且相互关系较为密切，采用结构化计量模型不能很好地说明所考察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环境污染税对企业成本的长期动态作用。同时，模型中还选取了R＆D经费作为解释变量，从而还可以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拟合实证检验环境污染税对企业新产品研发投入是否存在激励作用。选择运用的计量方法思路是:(1)单位根检验，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2)通过协整检验选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3)VAR模型的估计及结果说明。

2.指标选取

这一部分侧重考察环境污染税对工业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选取的成本指标为工业主营业务成本总额，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选取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增加值、工业企业R＆D投入总额、人力成本(用历年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来表征)和环境污染税。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经网宏观数据库。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环境污染税还未开征，但根据目前费改税的研究来看，为了保持企业负担的平衡，在环境污染税的征收问题上主要考虑原有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因此本文中使用的环境污染税的数据使用排污费的数据来确定，数据区间为1986－2009年。

3.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保证数据的平稳性，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对模型中指标的数据作出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从表1中可看出，各变量自身是不平稳的，但二阶滞后值则是平稳序列，即各变量都属于二阶单整。

4.协整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为进一步得出各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得到协整向量。使用Eviews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检验表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从长远来看，这几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接下来，就通过动态的VAR模型的估计，来描述工业主营业务成本、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增加值、工业企业R＆D投入总额和环境污染税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

5.VAR模型的估计

(1)软件估计结果

从以上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中，得到了该模型设立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对于关系的具体描述还需要通过VAR模型的估计来完成。利用Eviews软件，估计该向量自回归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VAR模型估计结果

(2)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成本的主要推动因素在于工资和研发投入，虽然环境污染税对工业企业成本有影响，但影响弹性较小。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税的成本弹性是0．04，也即税额每增加1%，下一期的工业产品成本增加0．04%，弹性较小，成本对环境污染税的反应不敏感。第二，环境污染税对固定资产有较大的正向影响，且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环境污染税的征收促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更新设备和采用先进技术，有助于社会技术进步。第三，环境污染税的二阶滞后项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且变量较为显著。这说明，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体现了国家政策对于企业行为的导向作用，环境污染税的征收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总而言之，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较小，只要环境污染税的税率设计得合理，和原来排污收费的负担保持一致的话，工业企业的税收负担不会有显著的增加，“费”改“税”不会造成工业企业的额外的税收负担⑤。同时，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还有较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在更新设备、科技研发、产品升级方面增加投入，从而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

(二)对出口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1.采用方法的说明

为检验环境污染税是否影响出口及影响程度的大小，采用的方法主要是:(1)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的冲击可以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响应程度及方向。为了简化分析，本部分只选用两个指标，即工业产品出口总额和环境污染税，以此突出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拟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说明环境污染税和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通过eviews软件估计结果如下:

注:表中的X是环境污染税指标，Y是工业产品出口总额指标.

从eviews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税不是工业产品出口总额的格兰杰原因，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也不是环境污染税的格兰杰原因。换句话来说，就是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对工业产品出口总额的影响不大，这说明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对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改变不明显，在国际贸易中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税只占产品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加上环境污染税的征收有利于企业产品的“绿色化”，进而有利于出口产品避开出口国家的环境技术标准等各项隐性贸易壁垒，减少协调和谈判成本。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反映的是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可以反映某变量对于其他变量的脉冲引起的该变量的响应函数。为进一步分析环境污染税对工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观察工业产品出口总额对税额的冲击的反应路径。根据图2中eviews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工业产品出口总额在前两期对于环境污染税额脉冲的响应和横轴重合，在第三期和第四期时有一个正向的变化，但不是很显著，之后趋于平稳，不再有显著的变动。这也就是说环境污染税的改变在两个时期内不会引起出口总额的显著变化，随着环境污染税的累积，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会有微小地增加的趋势，之后会保持平稳水平。

图2 工业产品出口额对于环境污染税的响应

(三)对CPI的影响

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可能会给工业企业带来成本压力，而企业迫于成本压力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则有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整体上升。环境污染税通过这个机制影响物价，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税推高CPI的担忧。这一部分侧重于分析工业产品成本对于CPI上涨的贡献程度，从而分析环境污染税对于CPI上涨的实际影响。

1.相关系数分析

根据最新调整的CPI的构成及结构，CPI中食品占31．29%，烟酒及用品占4．25%，居民居住支出占17．82%，交通通讯支出占9．25%，医疗保健个人用品支出占9．04%，衣着支出占 8．54%，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支出占5．8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占13．89%。从CPI的构成来看，工业产品的价格对其无疑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尚未定论，因此，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来判断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如表3。

表3 CPI和工业产品成本的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统计学中的定义，0．29－0．39之间为低度相关。从相关系数(0．3)来说，两者之间具有低度相关关系，线性关系不显著。

2.协整分析

相关系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只能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而协整分析则在时间序列分析的框架下，刻画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eviews对CPI和工业产品成本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CPI和工业产品成本的协整检验

结果显示，工业产品成本和CPI之间不协整，即不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CPI受工业产品成本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的工业产品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工业产品成本压力难以通过加价转嫁给消费者所导致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根据VAR模型估计结果，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对于工业企业产品成本的影响不大(成本弹性系数为0．04)，只要环境污染税的设计和现已征收的排污费负担保持一致，就不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和成本压力。同时，环境污染税对固定资产投资和R＆D研发投入都是正向影响，说明开征环境污染税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加快产品的升级，有利于实现技术和环境质量同时增长的“绿色之路”。

2.工业产品出口总额受环境污染税的冲击不显著，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在当期不会引起出口总额的显著变化，而且随着环境污染税的累积，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会有微小地增加的趋势，环境污染税在积累几期之后对工业产品出口总额有一个正向的影响。

3．工业产品成本的增加和CPI的上涨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微弱，这就是说，即使环境污染税的征收会造成工业企业的成本压力，居民的消费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CPI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工业品的价格在市场的交易链上处于中间环节，对最终消费环节的影响不特别显著。

(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所用的环境污染税的数据是根据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工业企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计算的，我国目前对于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排放实行的是排污收费制度，从实证分析的结论可知，只要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及税负与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大致保持一致，企业不会面临增加的税收负担和成本压力，进而国民经济也不会受到税收开征的负面影响。因而当前环境税改革的重点在于尽快推进排污收费的费改税进程，以环境污染税替代排污收费制度，成为环境保护支出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实证部分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环境污染税的开征及累加，工业产品的出口总额会有增加趋势，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传统上我国出口工业产品大都以价格取胜，依靠廉价的优势在出口国打开市场。然而低价带来的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风险，因为有可能会受到当地的抵制，或被列为反倾销的重点关注对象。出口国的政府为保护本国工业往往设置较多的贸易壁垒，环境技术标准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隐性贸易壁垒，而环境污染税的征收可以促使工业企业绿色化其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走向技术、质量取胜的良性发展道路。从另一方面来说，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还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高污染企业、将我国当作“环境污染天堂”的行为，使我国的贸易向环境友好型发展。因此，环境污染税的推出利大于弊，可以考虑尽快提上日程。实践中应注意的是，税收的开征对经济的影响较为复杂，所以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还应从税制体系的角度出发，结合环境污染税和其他税种(如企业所得税)的协调来设计，可以考虑先行试点的方法，逐步推进。

［注 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P4－5．

② 由于目前环境污染税还没有开征，数据使用的是根据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下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计算的税额．

③ 棘轮效应指经济活动中的不可逆性，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一旦出现，在整个经济中就具有不断循环下去的趋势，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

④ H－O定理即比较优势定理，强调相对价格变化会引起贸易量的变化．

⑤ 本文中的环境污染税是按照排污费测算而来的，所以这里实际上是证明了环境污染税和原来排污收费的水平保持一致的话工业企业税负不会加重．

［1］ OEC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es［M］.OECD Publications，2006．

［2］ Pearce.The Role of Carbon Taxes in Adjusting to Global Warming［J］.Economic Journal，1991，(101):P938 －948．

［3］ Bovenberg.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for Unemployment and Welfare［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es，1998，(12):137 －150．

［4］ Klok Jacob，Larsen Anders.Ecological Tax Reform in Denmark:history and social acceptability［J］.Energy Policy，2006，(34):905－916．

［5］ Himes，Susan，deKam，Flip.Environmentally － Related Taxes:A Tax Policy Perspective［J］.Environmental taxes: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OECD countries，1999:51－59．

［6］ Cirlan，Yandl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een Taxation in OECD Countries［J］.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May 2003，(15):203 －218．

［7］ 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7 －17．

［8］ 姚昕，刘希颖.基于增长视角的中国最优碳税研究［J］.经济研究，2010，(11):48－58.

［9］ 苏明，许文.中国环境税改革问题研究［J］.财政研究，2011，(2):2 －12.

［10］ 胡建兵.两类典型生产要素的环境税模型［J］.华侨大学学报，2009，(1):95－99.

［11］ 罗小兰.欧洲环境税双重红利改革及启示［J］.商业时代，2011，(5):116－117.

［12］ 邢丽.开征环境税:结构性减税中的“加法”效应研究［J］.税务研究，2009，(7):9－13．

［13］ 代荣杰.中国环保税税收制度的设计［J］.财经问题研究，2009，(12):94 －98．

［14］ 许广月，宋德勇.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的动态扩展——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初步分析框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4):4 －9．

［15］ 付伯颖.论环境税“双盈”效应与中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政策取向［J］.现代财经，2004，(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