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方鲲鹏

议员涉足游说业模式分析

特约撰稿/方鲲鹏

有一个称作“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的非营利组织，在2005年发表了一份披露国会议员离职后转任说客的调查报告，名为《国会旋转门：从国会议员到K街的旅程》（Congressional Revolving Doors：The Journey from Congress to K Street）。K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距离国会山不远，那条街上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院外游说公司，因此“K街”这个词常被作为“游说公司”的代名词。

根据该份调查报告，1998年到2005年期间，从国会离任后没有转任其他政府公职的198名原国会议员中，有86人，即占总数的43.4%，在国会注册登记为说客，受利益集团和外国人委派，回来游说原国会同僚。这就是所谓“旋转门”，是指政府官员离任后进入游说公司当高薪职业说客，受人之委，回来游说以前的官方同事，为委托人图利；媒体戏称这种现象为“政府办公大楼和游说公司之间只隔着一扇旋转门”。

美国参众两院设有二十几个权力庞大的专门委员会（Committee），如金融服务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等，负责相关领域的提案审查和立法起草工作。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主席，都是资深议员，他们成为利益集团院外游说的主要对象。意即有钱有势的大财团、大公司在这些国会议员身上大笔花钱，换取政府的合同、有利的政策法规、大幅度的专项减税等等。

如果只担任了一届议员，比如做了两年众议员后竞选连任失利，因此没有进入过专门委员会，也没在国会建立起多少人脉，这时做起说客来，怕没什么客户看得中。由于存在本钱不够，自惭形秽而不能入行的因素，不然离任议员走旋转门成为职业说客的比率会更高。

游说牟利合法化的游戏规则，由具利益冲突的议员们制定，实施后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行为。美国自1995年制定出管理游说行为的规则后，离任议员们热衷于旋转门，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事实已经证明游说产业化商业化，鼓励了官商勾结交换利益，方便了资本通过说客与政客合伙做买卖，形成了腐败合法化而难以压制的局面。

离任议员的旋转门模式

研究“旋转门”现象的文献，很多都以原国会众议员罗伯特·利文斯通（Robert Livingston）作为一个实例，这里作些介绍。

美国媒体把利文斯通称作“一个从未当上议长的议长”。美国众议院的规矩是议长由多数党推出，1998年11月，当时的众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心知肚明，由于自己陷入了对抗性的离婚案，他与年轻雇员已维持5年多的通奸行为将被老婆捅出，就找了个借口宣布辞职，定于1999年1月1日生效。随后利文斯通在12月份被众院多数党（共和党）推选出任新议长，只等下个月上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突然间传出利文斯通涉及多起性丑闻，结果他被迫在坐上议长宝座的前夕宣布辞职，以换取报料者中止发布他的丑闻。所以虽然可以称利文斯通为前众院议长，不过只能算是个准议长。

利文斯通离开国会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同他的原幕僚长和立法办公室主任一起创办了一所院外游说公司，命名为“利文斯通集团”（Livingston Group）。在国会时，利文斯通是炙手可热的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这是吸引大客户的重要筹码，他也不忌讳以此做广告，在公司网站的首页上显眼地挑明：“公司创办人罗伯特·利文斯通，院外游说业中独一无二，曾担任过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有话道，“情场失意，赌场得意。”不过对于利文斯通来说，应该是“政坛失意，商场得意。”前述2005年的调查报告《国会旋转门：从国会议员到K街的旅程》披露，从1999年至2004年，利文斯通的公司获利4000万美元，成为华盛顿地区第十二大游说公司。而在同一时期，利文斯通捐出50多万美金，资助多位共和党的候选人。提供选举资助，是游说公司用来笼络议员的最常见手法。

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砸重金雇用华盛顿说客，买通国会议员，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这种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天天在发生。下面请看两个例子，活脱脱画出了说客们有钱就是爹，只要给钱，前不久还是满口爱国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国会议员，一转眼就能“忠心耿耿”地维护起外国政府的利益，或为独裁者效犬马之力。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土耳其政府拒绝美军地面部队从土耳其南部边境进入伊拉克的要求。此举激怒了美国国会议员，一些众议员提出一个拨款修正案，要在即将交付土耳其的援助金额中削减10亿美元，土耳其政府紧急求助利文斯通游说公司，要求为土耳其政府挫败这项提案。

根据有记录可查的资料，从3月23日至4月3日，利文斯通及其手下的说客至少游说了13位众议员，都是重要委员会的首脑或成员；两次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联系；而与众院拨款委员会的联系，那几天更是没有间断。在此期间，利文斯通还陪同土耳其驻美大使拜会了至少5位重量级众议员。

4月3日众院投票表决前，利文斯通带着一个土耳其代表团站在国会大楼前，老同事看到利文斯通免不了要上前寒暄一番，利文斯通就向他们介绍身旁的土耳其人。事后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扎克·瓦姆帕（Zach Wamp）告诉《华盛顿邮报》，他本来因为对土耳其拒绝提供通道很不满，觉得取消土耳其的这笔援助理所当然，但是在大楼前见到利文斯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瓦姆帕对记者说，“毫无疑问，我会走上前向这些土耳其人表示欢迎，完全是因为利文斯通站在他们的旁边。” 瓦姆帕没有说出口的是，他1995年能进入众院拨款委员会，利文斯通是个关键人物。投票时，瓦姆帕在犹豫之下，投了反对削减的票。

4月3日众院投票结果，因为赞成票没有达到过半数，削减援助土耳其的拨款修正案没有通过。美国纳税人付出10亿冤枉钱，而利文斯通获得土耳其政府180万美金的说客费。

利文斯通不但为与美国关系还过得去的外国政府当说客，而且只要独裁者给钱，即使与他任职国会时信誓旦旦“忠于”了几

TOP EVENT十年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南辕北辙也无所谓，就是美国要追杀的死敌也可为之效劳。媒体PJM在2011年3月10日报道，记者查阅了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文件网址：http:// www.fara.gov/docs/5356-Supplemental-Statement-20090918-9.pdf ）后发现，利文斯通的公司从2006年起每年接受利比亚卡扎菲240万美元的定金，为卡扎菲向美国政府游说（该报道的网址：http://pjmedia.com/blog/pjm-exclusive-two-u-slobbyists-paid-5-4m-by-libya-to-boostregimes-image/）。利文斯通受雇于卡扎菲后，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会议员们、石油商、军火承包商等推销卡扎菲人权改革家形象。仅仅半年时间里，利文斯通就安排利比亚驻美大使私下会见了23位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不仅如此，利文斯通还把卡扎菲的第二个儿子赛义夫作为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介绍给华盛顿的人权活动家和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包括著名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卡扎菲雇用利文斯通和其他说客非常成功，在他们努力游说下，很快卡扎菲能正式访问西方各国，受到政客们热情拥抱。

卡扎菲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和美国及其盟国关系“正常化”了，可这个称霸利比亚40多年的枭雄哪里玩得过西方国家，2011年10月卡扎菲死于非命，为他的自作聪明画上了句号。

议员与助手的合伙生意模式

除了像利文斯通这种国会议员通过旋转门直接进入游说公司外，还有一种流行模式，就是议员的高级助手下海开游说公司，与旧老板构造利益共生的牟利关系。这里介绍一个例子，资料主要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系列报道（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highway/ stories/hwy040598a.htm）。

1994年11月共和党成为众院多数党后不久，安·艾帕德（Ann Eppard）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距国会一英里的K街开张了一家游说公司。在这之前艾帕德长期担任共和党众议员巴德·舒斯特（ Bud Shuster ）的幕僚长。

舒斯特在众议院位高权重，是众院交通运输基本设施委员会（House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主席。交通运输基本设施委员会不仅是众院最大的专门委员会，也是油水丰厚的部门。舒斯特1994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后，手上握有一份2,180亿美元的高速公路重新授权法案，这是一块大肥肉，运输业的各大玩家垂涎欲滴，想方设法接近舒斯特，图谋从中得到一些政府的合同，分得一杯羹。

在开游说公司前，艾帕德与舒斯特已保持了25年的特殊关系。她是他的亲密朋友、最信任的助手、政治顾问，旅行伴侣，首席筹款人和幕僚长，甚至每天早上她开车送他上班。艾帕德离开他的国会办公室后，他们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止，经常一起用餐，经常一起旅游。虽然她不是他的幕僚长了，但对他国会办公室如何运作仍然保持影响，也仍然在他的发薪名单上，每月领取3,000美元的竞选顾问费。

靠着同舒斯特的特殊关系，艾帕德游说公司一开办就生意兴隆，第二年盈利了100万美金，再下一年有140万。她的客户全是运输业的大公司。1995年国会立法规定，议员的助手离职后一年之内不得向原来的议员老板游说，有趣的是，艾帕德一本正经地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她没有违反国会的这个规定。虽然这期间舒斯特仍然经常在她住处过夜，一起吃饭旅游，她也引荐并且陪伴她的客户同舒斯特同享“工作午餐”或“工作晚餐”，可是舒斯特和艾帕德居然都能气定神闲地声明：“遵守了国会的回避规定！”

艾帕德辞去幕僚长职务后，仍然积极为舒斯特竞选筹款，而这同她的说客生意是利益共生，浑然一体。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舒斯特手上有大笔的运输业合同和“耳号拨款”，可以照顾艾帕德的客户，而艾帕德为他向客户募款时，只要问一句话，“你不捐给舒斯特，还有谁更值得你捐？”常有捐款者拿了支票来，艾帕德当面立马退了回去，不是拒腐蚀，而是扔下三个字：“这不够！”难怪舒斯特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你知道这里是华盛顿，说客们总是深深地参与候选人的选举事务，我为选举筹款付她每月3,000美元是再正常不过了，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的。”

谈起选举捐款，不知底细的人容易误以为只能用于选举事宜。其实以选举为名筹来的款项，只要你会做账，几乎可以为任何开销付账。餐饮、旅馆、机票等等是不在话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在1995年还不得不修改了规则，明文规定候选人不能用选举筹款付他们的私人房贷，可见政治捐款曾经连房贷也可以代付。

1998年1月的一个晚上，舒斯特出席了艾帕德为他举办的66岁生日宴席，邀请的绝大多数是运输业的说客们，尽管每上一道菜，每位来宾要付费1,000美元，客人们还是踊跃出席。这次宴会为舒斯特筹得15万美金。舒斯特不像那个县老爷有三姨太，好在仍有办法补救，艾帕德为他重复举办了三次66岁生日宴席，得款45万美元。

1998年4月，美国联邦检察官经过大陪审团的听证程序后起诉艾帕德，指控她在担任舒斯特幕僚长期间，接受说客23万美元的非法礼物，作为交换，在一件波士顿地区高速公路的项目上帮助了送礼者；另外还指控她从舒斯特选举筹款中贪污挪用了2.75万美元。总共有7项指控，如果成立的话，可以判30年以上的刑期。

然而，艾帕德被刑事重罪起诉的事实，并没有影响她的说客生意，因为客户看到她同舒斯特关系依然密切。在她被起诉后，虽然约有四分之一的客户中止了合同，但很快就有新客户填补上来，遭到起诉后的一年，她进账150万美元，一点也不比前一年少。《华盛顿邮报》记者对此评论道：“艾帕德被起诉后的经历，充分示范了华盛顿的政治现实：游说公司的客户们不在乎你有没有问题，只在乎你认识谁和你满足客户达到目标的能力。”中国一些对美国政治现实丝毫不了解，也不愿作考察的人士，大呼小叫地鼓吹美国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医治中国社会问题的药方。盲人摸象，太可怕了。

1999年11月，艾帕德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一项轻罪，愿意认罚结案，而检方则撤销了其他控告。检方说由于当年4月份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判例，使得证明“接受非法礼物”极为困难，所以不得已撤销了起诉。近20年来，美国腐败合法化的趋势明显加强，美联邦最高法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文将做介绍。

艾帕德遭起诉后，舒斯特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艾帕德认罪后，舒斯特决定不再竞选连任。2001年从众议员位置上退下后，舒斯特加盟一家游说公司，本人干起了职业说客的勾当。

议员家属做说客的模式

美国法律没有规定议员的亲属不能担任职业说客，游说公司就高薪聘请议员的太太、儿子、女儿等为说客，为企业和利益集团游说。有些议员的直系亲属更是自己开办游说公司，招揽客户。

2006年6月，一个有关道德操守的议案被国会冷冻，其中规定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的配偶，对丈夫或妻子的公职工作不得游说。《今日美国》和CBS对报道中涉及议员太太是说客的案例，都曾询问过丈夫和太太，如何看待这条道德操守标准？他们或者不予回复，或者回答他们执行的标准远远高于所建议的道德操守，因为太太不但从来没有在丈夫办公室里游说，甚至议员丈夫和说客太太在家里还自我设下了不得游说的超高标准。你信不信？

众议员戴夫·霍布森（Dave Hobson）是众院拨款委员会属下与国防有关联的两个子委员会成员，还担任其中一个子委员会的主席。霍布森非常倚重他的首席助理凯文·库克（Kevin Cook）。而库克太太是位神通广大的说客，在《今日美国》的报道发表前不久，为她的客户争取到500多万美元的军工合同。当记者询问她是否向丈夫游说，库克太太否认之余画蛇添足，冒出一句饶有趣味的反问：“我只不过是条小鱼，我真不懂为什么你们要来找我谈这些？”（“I'm just a small fish, I don't know why you're talking to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