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即使今天读起，夏衍的《包身工》仍然是有丰富材料、有现代观念，同时笔带深情、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在特殊条件下，这样一篇反映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得来自然也相当不易。

虽然《包身工》开始写作是在1935年，可作者初步了解“包身工”的情况，却是在更早的1929年左右。当时夏衍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住在上海沪东一带。这里是工人区，几位也在做工运的同志便常在他这里落脚。从这些同志口中，他开始知道了有“包身工”这一特殊群体。后来，夏衍从一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这就使“包身工”一词萦绕于夏衍心中了。终于在1935年，通过这位冯姓女子，夏衍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在她们的帮助下，夏衍开始了实地具体观察。

为了看到包身工的生活情况，从四月到六月，夏衍每天半夜三点起身，步行到工房，在早上五点钟之前赶到那里，才刚好能看见包身工上班的情形。在作品《包身工》里，我们看到大量有关包身工被喊叫起床，因劳累而顾不得羞耻，相互踩踏，在离人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人“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的状态的描写；这些“包身工”，早晨是四点半以前起床，简单洗洗之后，吃一些洋铅桶装的“浆糊一般的薄粥”；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