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赛德克·巴莱》于2011年9月在台湾上映，并迅速在岛内引起巨大轰动效应，备受赞誉。然而，当这部史诗巨片走出台湾本土文化圈之后则出现了口碑上的“岛外踩低岛内赞”的现象，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铩羽而归，其后，在大陆上映后票房收入也相对惨淡。究其口碑两极分化之原因，在于本片在叙事过程中采用英雄史诗片模式化的单线主角方式，贴近普通观众的接受习惯，而且叙事主线采取了内部观点（emic point of view），也就是以赛德克人的文化价值观，如祖灵崇拜、追求自由等来诠释事件，而非仅以外部因素来分析，如劳役的剥削、种族歧视、土地资源竞争、个人恩怨等，但与此同时，导演在叙述过程中采用“中立的全知”叙事类型，力图做到全景式的再现当年的“雾社事件”，这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一方面会因赛德克人捍卫自由与信仰从容赴死而震撼，另一方面也同样会因他们滥杀妇孺、同族相残的野蛮而不适，这就造成电影在其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观上因力求客观而造成混乱。

本文以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施动者模型”和“语义方阵”为理论框架，对《赛德克·巴莱》上下两部一同进行叙事分析，在划分“六个动元”的基础之上，梳理出叙事程序，进而推演出整个故事的叙事模式，同时探寻该片蕴含的叙事意义和语义价值。

一、“施动者模型”中“六个动元”的划分

格雷马斯的提出的“施动者模型”存在于叙事表层结构研究当中，他在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之下接受了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提出了故事中的三组二元对立的施动者，即故事中的角色模型，在这个“施动者模型”中，这六种角色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六个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