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利宇

他被对手评价为“强硬但是讲道理”，“是最令人头痛，但又是达成协议最多的谈判对手”。

当年，他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香港回归前中英关于香港政权交接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大到经济政策、财政预算、大型基建、驻军防务、政府资产和档案交接、居留权定义和特区护照设计发放，小到首套特区纪念邮票、纪律部队徽号设计。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

他是陈佐洱。

陈佐洱曾任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0年，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曾参与了港澳回归前后的许多重要工作。如今年届七十依然神采奕奕的他说：“从下半辈子起，我已经和香港分不开了。”

夕阳西下，在陈佐洱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朝南的办公室窗前，盆栽常青树修长的叶子，低垂在与叶子一样绿色的沙发扶手上。座中这位香港市民最为熟悉的内地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那段于家于国都不平凡的经历。

最艰难的经济谈判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厚实的财政“家底”，香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将经历怎样的风雨飘摇?

1995年，正是为了争取这样一份“家底”，陈佐洱个人被对手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受了“谈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难忘一课”。

1995年11月，经过将近7个月的反复较量，中方参与香港跨回归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制的努力逐渐到位。但是，在中英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召开前夕，港英社会福利署署长的一次公开演讲，引起了陈佐洱“严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