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沃斯被认为是全球精英的聚会。在第一天论坛签到时，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进入一个帐篷，我把护照交给前台一个上年纪的瑞士妇女，她核实后说我走错了帐篷，她是负责媒体代表签到的，而我是“媒体领袖”，应该去隔壁一个帐篷。我马上否认，说我不是领袖，但她坚持认为我是。我想解释父亲曾经是记者，我一些好朋友也是记者，我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的东西与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这根本不是领导任何人的问题，但我已经看出来她有点儿不耐烦了。我进入旁边一个更大的帐篷以“领袖”身份签了到。不过，我很快发现并非所有领袖都是平等的。

在达沃斯，大部分学界人士都住在三星级宾馆。最能说明我们不那么高贵的标志是门口没有保安。政治领袖和总裁们住在五星级宾馆，外面有警卫站岗，入口处还有像机场那样的扫描仪，拒绝没有世界经济论坛电子徽章的人进入。我曾经忘记带徽章而遭到拒绝，虽然是要参加在其中一个宾馆举行的晚宴演讲。我试图径直走进去，但身材魁梧的警察把我挡在一边，用法语告诉同伴我惹恼了他。我转而使用法语，他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最后叫来世界经济论坛工作人员解决了问题。

达沃斯是个大交易，比“区域性”世界经济论坛拥有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和企业总裁。最初的邀请函显示该论坛包括“20国集团和其他重要国家”的政治领袖。我为不那么重要的国家感到惋惜。我很想知道他们心中不重要人国家是哪些？这个小镇本身布满了安全保卫人员。40多个国家的领袖前来，他们显然需要得到保护。但有些国家的架势看上去简直就是匪徒，国家领导人被身高7英尺、戴着墨镜（室内也戴着）的贴身保镖围着。在高级酒店参加了一场讨论会之后，我正要走上电梯，一个个子很高的家伙拦住了我的去路，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总统来了，让道。我没有争论。

达沃斯或许是唯一的并非所有国家领袖都在大会上发言的全球论坛。这次，只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了大会演讲。其他领袖被安排在根据其国力而定的大小不等的房间里。新加坡领袖在一个小房间接受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半个小时的采访。墨西哥领导人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坐满了人，但我猜想真正的吸引力来自比尔·盖茨，因为他在采访这个总统。

我的猜测果然是正确的，因为墨西哥领袖之后是加拿大總理，但房间已经空了。加拿大领袖是右翼保守派，我本来不喜欢他，但生于加拿大的我，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伤害，我真的感到很糟糕。他的并不鼓舞人心的演讲也没有令我的情绪好起来。第二天，多伦多《全球邮报》报道了他的演讲，题目是《总理哈珀透露重塑加拿大的宏伟计划》，文章没有提到稀稀落落的听众。

还有很多国家似乎在全球权力秩序中处于更靠后的位置，他们的总统往往被安排与其他两三个不那么重要的国家领袖一起举行小组讨论。我自己也没有去参加那些讨论。当然，从道德角度看，这种优越感没有正当性。

返回北京后，我一直都在思考“达沃斯式”的道德。显然，许多总裁来达沃斯做生意，国家领袖前来捞取政治资本（加拿大总理用一些法语演讲，显然他的真正听众不在达沃斯）。但这个论坛确实做了真诚的努力，去鼓励政治和商界领袖们考虑其工作的社会责任，这也赋予该论坛道德价值。如官方口号所说，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改善世界的状况”。玩世不恭很容易，但很难想到有比这更好的改善“全球精英”的社会良心的方式了。

随机的碰面与正式安排同样说明问题。在论坛期间，我乘坐他们安排的汽车返回宾馆，在下一站，上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以进步世界观而闻名的经济学家。接着又上来一位带南亚口音的人，他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急匆匆前往最豪华的宾馆对20国现任领袖发表演讲。他提出的建议是把20国集团扩大为25国，让五大洲各选一个最贫穷的国家参加进来。他解释说，目的是让穷人在全球论坛上发出更大的声音，让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领袖更关心最贫穷国家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我不知道他能否成功，但达沃斯能够让这个球滚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