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

春节刚过，钢铁业俨然成为最闹心的行业。尽管去年第四季度已被看空和质疑，然而以鞍钢股份为先，暴露出来的行业亏损情况仍然震动市场，行业堪忧。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去年其会员企业产品销售利润率在2.55%左右，连续两年低于3%，在平均利润6%左右的工业行业中排名垫底。

在“高产量、高成本、低效益”的帽子下，这并不是行业首陷泥淖。镜头向后，在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行业因为类似的原因，出现同样惨烈的景象，不过很快复苏到来。此次面临不同的内外环境，行业是否能在短期内走出低谷，或者就如首钢老总朱继民所言刚刚进入寒冬？

转折入冬？

日前，鞍钢股份发布公告，预计公司去年约亏损21.15亿元，A股和H股股价双双大跌。自1997年上市后，鞍钢股份从未出现过年度亏损，2010年，公司盈利23.58亿元。而今年，鞍钢股份并非个案。

如韶钢松山预亏约11.7亿元，首钢股份预减利润96%，都成了鞍钢股份的“难兄难弟”。令人颇感突然的是，在上半年平稳甚至小步快跑的局面下，四季度行业业绩却突然变脸，鞍钢股份前3季度盈利2.32亿元，添上第四季度的数据就变成了巨亏，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最后3个月的平均销售收入利润率分别约为0.48%、0.43%和1.04%，其中亏损企业在9月份为9家，年末该数字已接近30家。

钢价大跌是“沦陷”的导火索，查阅鞍钢股份相关资料，公司去年10月份产品出厂价均保持稳定，而在11月和12月，产品价格最高下调幅度达500元/吨。而高价铁矿石、融资成本高、同质化竞争……这些老生常谈的行业顽疾被视为罪魁祸首。

然而首钢发展研究院顾问戴国庆认为，此次不同于2008年，这次转折真要开始了，“从同比和环比数字看，钢铁行业的表现尤其是第四季度的表现近10年罕见，10月份利润率数据创历史新低。而且国家去年并未像前两年一样，对行业大念节能减排等政策紧箍咒，目前的态势是市场自我调节的行为，这是行业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转变，钢铁行业的峰值真要到了。”在业界，钢铁行业的峰值充满了戏剧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粗钢产量跃过1亿吨关口后，就有学者喊峰值到了，后来每到产量过“关”时，峰值说便如影随形。

但近几年，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部门几乎无人再喊峰值，因为一喊就错，就连钢铁业“十二五”规划，也只是给出一个7.1亿到8.2亿吨的峰值预测范围，时间区间则在2015年到2020年。戴国庆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这次绝不是“狼来了”的翻版，“我国粗钢产量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去年的粗钢产量已约为6.83亿吨。从我调研的企业和主要省份看，这个数字至少还要再上浮10%，即约7.5亿吨，才是目前行业真实的产量数据”。

由此，戴国庆估计我国人均年粗钢产量已超过570公斤，而国际上公认的粗钢年人均产量在400公斤到600公斤即为巅峰，“何况我国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农村”。而未来，再难以出现“4万亿”这样让钢行业“高歌猛进”的利好，市场需求态势非常不明朗。在去年行业一片“哀鸿遍野”之时，戴国庆参与一份给首钢高层的内参写作，提出“钢铁业即将进入寒冬”：“应该说，行业已经接近峰值，之后将长期调整。综合相关下游行业的形势，今年，我认为钢产量极有可能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但也不排除出现微量如2%或3%的增长，最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纠结的“工具”

今年，唯一让行业感到轻松的或许是地方政府换届。目前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央企不超过5家，其余均为地方政府控股或参股的企业，被戴国庆称为“体制改革最滞后的行业之一”。

如今，像宝钢集团、河北钢铁集团这些大家伙年产粗钢都在3000万吨，投资以亿为单位，职工以万计数。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俨然就是一只天生会下金蛋的“鸡”。戴国庆表示：“地方政府既缺钱又缺项目，还缺税源，还想做大GDP，所以地方政府普遍以大股东的身份或行政干预让钢厂从银行贷款，扩充产能，一举三得。”这种能量被“4万亿”成倍放大，特别是随着高铁和房地产的推进，在2009年和2010年，粗钢产量在4.8亿吨的庞大基数下依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速，在2010年年产达到约6.33亿吨。

这种体制之下，催生多大的产能泡沫不足为怪，企业也难谈效益。河北某一钢企的高管表示：“当地政府要我们反哺地方，出资投建一个几亿元的文化项目，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不过还得投。现在我们这些企业最大的难题不是产能过剩什么，而是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我们能够自主经营，而不是被当作一个棋子，一个不讲效益的企业怪物。如果能尽快上市就好了，对比我们的同行，股权多元化后，公司的运营主动权千差万别。”熊市之下，这种对比更为明显，在亏损大军中，如建龙钢铁、国丰钢铁等都活得还不错。

地方政府在行业中的特殊角色带来的另一层问题是兼并重组名存实亡，国家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郑玉春表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兼并重组都不具实际意义，“由于涉及地方税收等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些想收购的企业进不去，不愿收购的企业却被指定重组，如郑州的一家钢铁企业，先是首钢有意愿收购，但谈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还是由河南本地一家钢企接盘。这家企业也不愿意接盘”。又如唐钢和邯钢等组建成河北钢铁集团，只是在集团层面有这样一个“帽”，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所以现在出现一个有趣的并购版图，如宝钢去收购新疆的八钢，鞍钢则去重组四川的攀钢，“距离相距甚远，协同效应何在”？

然而正是这种格局可能为2012年带来变化，戴国庆表示，新政府新氣象，相信各地新上任的官员会努力冲刺GDP，以投资开路，而钢行业可能会有所好转，“这个具体要看3月到5月份的投资数据，到时就能更精确地预计今年行业的变迁”。

另辟蹊径

钢铁困局的根源在于体制，而目前钢铁也如“只摸石头不过河”。戴国庆认为，过去的10年，钢铁业的体制改革基本没动静，他对钢铁业“十二五”规划表示不满，“基本上没有提到体制改革的问题”。

对于改革的方向，戴国庆表示国资委提出的兼并重组、推动整体上市、掌控铁矿石资源、开放钢铁业等思路都非常正确，就是无法贯彻。这一点也得到郑玉春的支持，不过郑也认为钢铁业的改革难度很大。他举了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如鞍钢和本溪钢铁，一家是央企，一家是国企，二者在一个地方谈了好几年最终无果而终，这里面涉及中央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鞍钢和本溪钢铁这5个主体，很难开解。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本溪钢铁并入鞍钢，领导职务和干部怎么安排，职工如何处理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容易出大乱子，国企人太多了”。

在改革未有实际动作之前，行业目前最好的发展办法是寻求低层次的合作，郑玉春表示：“对于争夺铁矿石定价权、解决同质化竞争等核心问题，都需要企业联合起来，在兼并重组未能实质推动之前，可以先在某类产品方面比如家电板联合起来，形成垄断竞争之势，此类做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避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先推动局部的兼并重组，尽管难度很大，但如果在某地方行政区域内，还具有一定的操作性，然后再以华北、华东这类大块区域整合，容易形成联合的基础。”

而实际上，政府部门的钢铁“十二五”规划努力方向多在沿海沿江战略。郑玉春说：“我现在也搞不明白这个策略的意义，我国钢铁北重南轻，沿海地区工业发达，需求量大，沿海沿江主要是为了贴近市场，然而现在沿海地区的工业在向内陆转移，而我们还在大规模地让钢企搬迁至沿海地区，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曹妃甸、湛江等多个大型钢铁基地陆续获批投建，以首钢的搬迁为例，建设新基地花费了数百亿的资金，2008年基本建成后，至今首钢只说达到了生产标准，却不谈盈利问题。试想这么大的投资，需要多少年才能换回来？那么多陆陆续续搬迁的大企业将来会不会留下一堆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