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

冬天，甘肃省会兰州的空气污染两倍于首都北京。兰州盆地的形状就像一口大锅，“锅内”常年风速平均只有0.94米/秒，阻止了城市内污染空气的稀释扩散。

于是，人们想出了一个“削山引风”的办法，计划将兰州市区东部的大青山削平，以便空气流通到兰州市区。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从1995年提出到现在，几经波折，效果不彰，当地政府却百折不挠，又在去年9月发布的《兰州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中提了出来。

过去的100多年里，在中国广袤的西北角，“削山引风”这样的人与自然拉锯的艰苦斗争还有很多。1949年以来，政府更是从不回避巨型工程。与1950年代用人海战术对抗自然限制的运动相比，近30年来，有了科技和资本的帮助，改造自然的行动更加剧烈，而长期性的影响也更不可逆转了。

“当代愚公移山”

1995年，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在兰州考察时，提出“削平大青山，让空气流通到兰州市区”的建议。大青山是兰州市的公墓区，埋有2.9万多座棺木，这些坟茔牵涉兰州10几万人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削山引风”到底能否改善环境，在科学层面一直都有很大争议。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是“削山通风”的反对者。他说：“兰州冬季污染，不是把大山开个口子就可以改变了的。兰州盆地之所以污染严重，是因它的位置正好在蒙古高原西南侧，每年10月受到蒙古高压气流的控制，像一床棉被捂在兰州上空，里头的污浊空气出不来。”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王乃昂不太认同陈广庭的说法，他认为，兰州冬天的污染不是蒙古高压造成的。蒙古高压主要是冷空气，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兰州污染的主因是辐射逆温，即夜间由地面、雪面或冰面等辐射冷却造成的逆温，导致污染物向下方扩散，而向上被逆温层所阻挡。

但王乃昂同样反对“削山引风”，他说：“即使削平了大青山，离它近的地方，风可能会吹一下，远的又不行了。为什么大青山那边空气好？因为山高了，逆温层到了一定高度，污染物就小了。大青山削平了，可能东风吹得强一些，但把东边兰钢等企业的污染物又吹到市区了，问题更严重。”

不过，这些科学家的争论并没有阻挡住政府的决心。一年后，这项被喻为“当代愚公移山”的工程开始了。政府以迁一座坟500元的补助，令市民将大青山上的有主坟迁走，无主坟则用推土机一推了之。多数市民也都宽容地接受了迁坟令，因为他们对兰州冬天的空气污染深以为苦，无不盼望早日摆脱。

当地商人则发现了赚钱的机会。政府与3家商业公司组建了“兰州市大青山土地开发有限公司”。施工者把黄河水引到山上，用高压水泵冲削山顶的黄土。但该工程上马仅一年就搁浅了，政府与开发商打起了官司。被“矮化”了一番的大青山，原来的植被已破坏掉了，也没搞成开发，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10几年无所事事。

到了2011年9月，人们惊奇地在兰州市政府刚发布的《兰州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里，又看到了“试点研究实施削山通风工程，从根本上解决地理气象因素造成的扩散不利条件……工程将投资6000万元，在2013年完成”的提法。这个老调重弹的规划在网上遭到广泛质疑，相关市政府官员也不愿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

事实上，在甘肅，相较于过往更加宏大的改造自然工程，兰州的“削山引风”还远不算夸张。1950年代，甘肃有个“引洮上山”巨型工程。洮河是黄河上游的第二大支流，水量丰沛。“引洮上山”的设想是1958年2月在甘肃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代表们设想把向北流淌的洮河完全扭向东，沿山岭流行1100公里。这项工程将在两年内完工，届时上下游都将建起“葡萄串”式和“满天星”式的水库，灌溉大片农田，荒山变成花果山，并将有20到100吨的船只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山梁上来往航行，简直就是一条“天上运河”。

10几万人被动员参加这项史无前例的宏伟工程。国家投资1.5亿元，开工3年多，花费6000多万个工日，耗费了大量的水泥、钢材和木材，最后，工程组织者沮丧地发现，他们面临的是许多人类尚未想到解决办法的世界级难题，而且仅工程总干渠、干渠的工作量即需12亿个工日！1962年4月，“引洮上山”彻底下马，已经完成的工程至此无一效益。

2006年11月，引洮工程再次开工，一期工程及规划中的二期工程年调水量5.5亿立方米，只有1958年引洮工程设计调水量的1/6，显然决策者已理性许多。但当此时，600多公里的洮河上已遍布建成或在建的水电站近70个，大坝一座接一座，水电站与居民饮用、农业灌溉争水，河流污染严重，由于洮河来水量持续减少，一些水电站机组已无法运转。

困苦的大西北

自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这百余年来，西北这片土地上，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条件日渐恶劣，另一方面，则是人们越发强烈的改造自然的决心和行动，人与自然的恶斗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942年8月，响应国内“开发西北”的呼声，蒋经国到西北考察，返回后撰写了一篇长文《伟大的西北》。蒋在文中写道：“吾人欲谈开发西北，必先从移民起。”这也是从汉朝起，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祁连山是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一群平行排列山脉，东西向绵延约1000公里，冰川总面积约1970平方公里。每年夏天，冰雪融化成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滋润着河西走廊的绿洲。正是这片广袤的绿洲，让这里迎来了一代又一代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生态移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1982年7月，有北京官员到西北考察。汽车驶出兰州，远远看见荒凉的山坡上有人活动。该官员问这些人在干什么，当地干部回答：他们在铲树皮、挖草根，准备喂牲口、当柴烧。

他们所驶过的地区是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原区，历史上曾经很富裕，但近代水源渐缺，植被覆盖极少，土壤侵蚀严重，灾害几无虚年。遇上旱年，冬无雪，夏无雨，地里干土一尺多深，庄稼种不进，种进了也收不上来。这是一片生态脆弱到稍有打击便会被击垮的土地，是不适宜人类大规模生存之处，但事实上这里却人烟稠密。在每一次极端残酷的灾难实现了对当地人口的调剂之后，经过一个短时期，这里的人口总会急剧增长到更多。据甘肃省统计局发表的《甘肃经济社会发展50年》，在“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甘肃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5.8‰，但是，仅仅两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恢复到了41.1‰，又两年后，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47.2‰。

高生出率使得这里时常人丁兴旺。农夫们看着不断呱呱坠地的新生命，一只眼含笑，一只眼流泪。他们要在反复遭遇干旱的情况下，在薄瘠的土地上被迫生产更多的粮食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他们把耕作扩展到了更加干旱和陡峭的土地上，他们的自由被捆绑在衰老的、耗空了的、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上，他们的尊严时常被一场沙尘刮得灰头土脸，他们的美梦还没开始就夭折了，他们和穷苦经常互相拜访，他们在这里展现着人类对恶劣环境的惊人适应力，除此之外一无所得。

河西走廊虽属干旱荒漠地带，但由于祁连山冰雪融化，汇流成河，如缕如膏地滋养着脚下的土地，因此从汉代起，中央政府即在此开渠引水，驻兵屯田。解放后，国家先后在这里投资20多亿元，建成几十座大型水库和引水工程，河西遂成甘肃省农民收入最高的地区。

1982年10月，国务院召开改变甘肃、宁夏两省区困难面貌的座谈会，后来出台了囊括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三西建设”规划。从1983年到1992年，甘肃省中部移民45万人，其中县内安置23万人，向河西迁移7万人（其后，“三西建设”工程又延续了10年）。

“三西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移民，移民们怀抱着“山青水茂，吃穿不愁”的梦想，千里迢迢来到河西。但是，政府新开辟的集中灌溉区大都分布在绿洲边缘，有些是当地农民开垦过又放弃了的，还有些是解放前土匪和野兽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的劳改农场。远望大荒沉沉，近看土地瘦骨嶙峋，移民们美好生活的梦想很快碰到残酷的现实，生存的艰难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

农民，土地的过客

移民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人口压力问题，但移民初期，行政机构不健全，计划生育失控。很多妇女在移民基地怀孕，回原籍生孩子，肚子一大就跑了，肚子小了再回来，很快冒出许多计划外人口来。1983年至1989年，陇中20个县区净增人口48万人，相当于同期向河西移民的10倍多。

风继续吹。戈壁沙漠每年扩大，年复一年的沙尘，把粮食吹走，把地表土吹走，把土地上的耕作者吹走。

“我去那里看过，环境破坏了，地也没种成。”作为中科院荒漠化治理专家，陈广庭多次去那些移民区考察，他说：“整个西北就是干旱区，生态都很脆弱，决策者如果略微深入调查，就知道移民会带来生态的更大破坏。河西走廊是老绿洲，人口本身就在增长，没有容纳外来者的空间，新移民只能到绿洲与沙漠过渡带开垦。而这个过渡带虽植被稀疏，却是抵御外来风沙侵入的生态屏障区。如果过渡带消失了，沙漠就要直接侵害绿洲。”

很多时候，政府制订的大规模自然改造计划往往会在自然变迁和人们利己的选择中流于失败。记者在甘肃采访时，认识了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候选人毛国瑞，他去年申请了富布赖特项目，在民勤租种当地农民土地，跟他们一起，起早贪黑地迎接红崖山水库放水浇地，对甘肃民勤农村的荒漠化和社会/经济变迁进行深入的人类学研究。

民勤是中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因为不适当的经济开发，民勤绿洲内超过40%的土地成为荒漠。毛国瑞说，他在民勤的研究主要是想了解，为什么在中国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却仍然拒绝节水型农业的推行？

民勤的地下水位每年都在下降，农民隔几年要更换马达汲取更深的水。毛国瑞说：“农民也知道地下水早晚有抽干的那天，但他不管这个，只要今年收成多些就行。”政府要求农民关井压田、搭建日光温室，以利于保温节水。一座日光温室造价1.8万，政府补助6000元，哪户农民不搭大棚就不给他供水；政府每年关闭800口自打水井，余下的机井由政府接管，限量供给农民地下水。地表水由全县唯一的洪崖山水库控制，春季、夏季两次拉闸放水。

但在民勤農民看来，水从来就不能算是商品，而是可以敞开使用的资源。政府号召农民把传统的漫灌改为滴灌。这种对大面积农田有效的灌溉方式，由于包产到户后农田分割细碎，离水源越远，水压越小，那里的农民觉得吃了亏，认为这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毛国瑞说：“在资本主义形态内，发展与环保一定是对抗的，资本只有通过剥削来赢得利润，包括对人的剥削与对自然的剥削。在中国西北农村，所有主政者都必须考虑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但你有什么理由要求农民不去改善他的生活？在市场体制下，农民的生产行为是单纯的套利行为，现在政府突然用行政命令强压，让农民把井关了，把最好的土地搭建大棚，农民经营成本高了许多，种出来的产品自然价格也很高，销不出去怎么办？没有人管。”

沙漠每年向民勤推进8~10米，有的村子离沙丘不到50米，风刮得眼睛睁不开。狂暴而迷乱的干旱和沙尘，常常把人们的希望击碎，人与土地的共生正在全面瓦解中。只为从这块土地取得财富的人们，不想为土地拥有权、长期占用和社区稳定打下坚固的基础。过客式的农民疏远了对土地的各种感情，他们成了一个松散的群体，甚至不能说是一个群体了。

未来会怎样？

“当市场经济到来时，土地资源变成了被剥削的对象，农民变成了被资本残忍剥削的一环，他的命运只能被操纵在不健全市场体制的运作下，他们既是环境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毛国瑞说，在中国任何政策的执行，都要借助行政力量，行政力量在每个环节盘踞着重要位置，如一架巨大的藤蔓，用于生态治理的资金很大部分花在了养藤蔓上，结果藤蔓养得越来越大，农民得不到实际好处。

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其代表作《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里写道：“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当自然资源被当作资本，它的归宿就在市场。人们渴望从自然中获取更多的东西，忽视了环境限制，而机器生产方式与追求利润的商业投资相结合，所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是地球上所有曾经有过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

在贫穷和技术落后的时代，农民们使用的方法和农业本身一样古老。他们浑身是土，在田里辛勤地耕作，对生态系统紧密依赖，进行自然和有机的循环。现在他们仍然浑身是土，但那是尘暴扬起的沙土。大片土地裸露出来，土壤随意地被风吹走，大批天然植被死亡，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植物寥寥无几，有机自然的时代过去了，不再回来了。

陈广庭说：“民勤要彻底恢复生态，就得恢复地下水。但现在的地下水都被水库控制了，水系人工化了。不光是水，现在西北哪里还能找到自然环境？植被是农作物，森林是人工林，水已经流不到自然河道了，就连土壤都是人工的！”

就连那片整个西北最富饶的河西走廊绿洲，如今也开始面临危机。因为，随着气候变暖，祁连山冰川急剧萎缩，有气象专家预测，祁连山冰川很可能在数十年后完全消失。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到甘肃考察，在位于兰州的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与科学家们座谈，温总理忧心的是：一旦祁连山冰川永久消失，靠它为水源地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都会变成季节性河流，夏天洪水集中，平时成为干沟，各个流域生态都要受很大影响，到那时该怎么办？

河西走廊地区养育着500多万人，他们中很多都是从陇中等西北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区迁徙而来的移民及其后代，当那天来临，他们还将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