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成贤[韩国]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在韩国没有专门保护记者的法律，记者需要的法律保护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记者因为经常遇到麻烦而需要特殊保护措施，这很可能说明不是简单的记者行业的问题，而另有政治文化等更加复杂的原因。

记者在韩国社会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在韩国说自己是记者是很体面的事情。比如，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总统部工作的高级别（“首席级”）官员当中，5名是记者出身。不少韩国记者从政，比如就任国会议员等。前任韩国驻华大使郑钟旭在他赴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之前就是《韩国日报》记者。

与之相对照，如果我在中国说自己是记者却会遇到尴尬。记得有一次，一个中国人拿着我的名片，翻来覆去地检查，然后来了一句：“现在的记者骗子太多了！”后来一位中国朋友解释说，记者身份在中国很微妙。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也不同。Fred Siebert 在1956年说：“每个国家的媒体运作性质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现实。” 我认为韩国是记者社会地位“过于”高的国家，而在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应该再提高一些。

有些中国人知道我毕业于美国一所常春藤联盟大学之后，会奇怪地问我：“你哈佛毕业，还当记者干嘛？” 这也让我郁闷。在韩国，哈佛毕业的人当记者的也不少。

我这次被邀请分享当韩国记者遇到麻烦时，可以从哪些方面获得帮助和支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