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民国高校教育的杰出代表，那么中央研究院则浓缩着民国学人群体的铮铮风骨。

曾有人如此评价鼎盛时期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虽然此论是否准确有待严谨考证，但中研院在国际同行中掷地有声乃有目共睹。虽然那是一个炮火纷飞，社会颠沛流离，物质奇缺的战乱时代，但学人群体矢志打造学术丰碑展露的铮铮风骨，至今为人景仰。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寻访中央研究院所在的李庄后深深感叹：“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深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

作为长期跟踪研究“李庄”的民间学者，岱峻在本书中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越是随着文章的深入，越能深深感受到费正清的那番感叹穿越历史时空的厚重。

就本书展现出的民国学人群体，至少有这样3个关键词令人注目—严肃、热爱、执著。

最为“严肃”之事当属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由于董作宾1935年4月携女友熊海平前往河南安阳侯家庄殷墟发掘工地，违反了中研院“禁止外出调查携眷”的禁令。要说，这一禁令出台之初傅斯年等人并不赞同，但面对董作宾的违令之实，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包括董作宾在内均欲引咎辞职，以捍禁令之应有尊严。

另一个充分折射学人对学术研究严肃的缩影则是，李济入主史语所考古之初，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这一约定后来经曾昭燏上升为业内“行规”。这一“行规”可以有诸多解读，但万变不离其宗，即考古者不允以此为谋利器具。

热爱，是民国学人致力研究事业的重要基础。埋头于最热爱事業的曾昭燏终生未嫁，而史语所8000袋明清档案的几度流转，更是折射民国学人对研究工作不惜成本的狂爱。这些资料原存于清朝国子监，后因世道变迁，先后经历史博物馆、同懋增纸店、商部、李盛铎、史语所，价格也由1917年的4000元变成了1928年的2万元。 热爱的背后是坚守。尽管那时的中研院面临空前的困难，但一大批在国内国际拥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未有丝毫胆怯之意，许多学子更对中研院梦寐以求。

民国学人展现的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风骨是执著，在这方面，梁思成对北京城墙的致力保护可见一斑。自1950年5月起，梁思成便为保护北京城墙不辞辛劳地积极奔走，“冒昧上书”，甚至与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数度发生激烈争论，至而“当场失声痛哭”。

同样是对待历史古建筑，今天的学者群体几乎听不见这样令人感怀震撼的声音。一方面是对历史古建筑假以“拆除式保护”名义，借“临时工”之手胡乱推倒；一方面是以拉动GDP名义大兴土木，重造钢筋混凝土式的历史古城。无论哪一种现象，只要缺少对古物的足够尊重，终不过是留下一堆令人悲伤至而唾弃的瓦砾。最令人揪心的是，那些原本可以从学术角度发出声音的学者群体，要么迷恋于对野蛮决策的交口称赞，要么声音微弱得连苍蝇的几下拍打便可轻易淹没。

知史鉴今。回首民国学人群体，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的铮铮风骨沉睡在布满尘埃的历史簿上。而重建学术素养，重塑学者群体的铮铮风骨，除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外，也许我们还有更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总之，一个人如果不能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保持足够的信仰，那么自然不可能热爱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从事的事业中去，当然也就无法站在学术角度，像梁思成那样敢于三番五次地直面权威，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