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泠一

“农民工”也好，“进城务工人员”也罢，或许更文雅的叫法是“新都市人”；不管他们的称呼如何，他们的性质终究是离土离乡到城市（主要是建设领域）谋生的群体。离开了土地，支撑生活成本的“收成”或“工分”就变成了“收入”或“工钱”。截至2012年1月，我国城镇谋生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谋生人口的规模，这是中国社会本世纪获得质变性进步的一大标志。按照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离土离乡而进入城市、城区和城镇谋生的人口数已经接近2亿。

人们公认：这2亿人口能否正当、及时地获取劳务所得，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持续稳定、均衡发展乃至现代化水平；同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成为今天的社会之痛，不仅危及劳资关系，而且给社会公德和商业伦理留下伤痕。

欠薪问题的积重，甚至还有某些规律可循。如：每年春节前三周是农民工自发讨薪周期的开始；最后一周是自发讨薪情绪的临界点，容易出现极端事件；越是新兴开发区域和地方投资配套建设项目，越是容易发生欠薪事件；越是工程项目和施工队伍地域相对集中的“熟人”社会，越是容易出现合同外的意外欠薪纠纷；欠薪事件的频发波峰正在从东南沿海省份移向中西部地区；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欠薪正在从法人领域移向自然人范畴；对包工头以及劳务中介的治理水平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法律法规方面存在明显的盲区；而春节过后，进城务工大潮依旧兴起……

在笔者看来，这些规律既然已经形成，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或政策设计已经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