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在我小时候，国家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对外贸易渠道也少，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进口货，但也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上幼儿园那会我就吃到了伊拉克蜜枣，与金丝蜜枣不一样，它用椰枣腌制而成，好几十个粘在一起，吃时掰开，丝丝缕缕如拔丝山药一样夸张，果肉绵粉，甜得心里打颤。不过后来听说，伊拉克蜜枣带有肝炎病毒，造成许多中国人得病，不让进口了。

上学后，我的身子像野草一样天天蹿高，每人限量的布票只够买一套衣服，买了外面的就不能买里面的。幸好阿尔巴尼亚进口的长裤及时应市，米黄色卡其布，裤腿极肥大，无需布票，老爸买来给我穿，度过了一段艰难时世。上海居民每月每人的大米限量是8市斤，但样板戏《海港》告诉我们，中国拿最好的大米出口支援世界革命，麻袋表面沾了玻璃纤维，人吃了还会死。不久我们吃到了来自泰国的大米，细长超白，黏性稍差，最要命的是煮成饭后有一股冲鼻的火油味，似乎划一根火柴它就会烧起来。好在不占大米供應指标，市民们还是排长队抢购。

那时候的进口食品中，最大宗者也许就是来自古巴的砂糖，棕褐色，甜度较东北绵白糖高，价钱便宜，群众很爱。古巴导弹危机时，上海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我大字还不识几个，也去看热闹，民兵们白衬衫加蓝工装裤，目光坚毅，扛着重机枪威武雄壮的形象让我激动了一阵子。我还学会了一首歌：“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